广州上下九，人潮从早到晚没有断过，商铺的招牌层层叠叠挤在一起，霓虹灯管在傍晚同时亮起来，把整条街染成一片翻涌的彩浪。可就在这片寸土寸金的旺地中心，立着一座灰白色的建筑群，楼体方正，窗户密密麻麻排布着，远看像一块被切割整齐的墓碑。楼顶那几个红色大字写着“荔湾广场”，可那个“广”字被写得又扁又长，最后一笔拖下来，怎么看都像一个“尸”字。本地人路过时总要抬头瞥一眼，然后低下头快步走过去。他们说那四个字其实是“荔湾尸场”。

这片地最早不是广场，是一片挤挤挨挨的老民宅，巷道窄得两个人侧身才能通过，屋顶的瓦片压着瓦片，像长在一起一样。一九九三年八月，一个开发商盯上了这里。他姓梁，广东潮汕人，在广州做房地产发了家，脖子上挂一条粗金链子，开一辆黑色皇冠，车牌号尾数三个八。他看中的不是房子，是钱。可住在这里的人不肯走，补偿给不够，条件谈不拢，钉子户一家挨着一家，像一排钉死的钉子扎在他的利润表上。他不知道怎么想的，在一个闷热的夜晚让一场大火从巷子深处烧了起来。

火是从一栋空置的老屋里起的，油桶被推倒，火苗沿着墙根窜上了木梁。最先烧起来的是屋顶的油毡，火势蔓延得极快，整片巷子像被塞进了一只巨大的铁桶里烧。木梁烧断，瓦片塌落，灰烬裹着火星腾上半空，把整片夜空染成了暗红色。有人在睡梦中被呛醒，掀开被子时满屋子都是黑烟，什么都看不清，只能摸着墙往外跑。有人没跑出来，被烧塌的房梁压在了下面。二十多人受伤，十几人丢了性命。哭声在废墟上空飘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天亮还散不掉。开发商后来进了监狱，但地已经空了。

施工队进场的时候，工人开始传一些奇怪的事。晚上十点过后，废墟里能听见小孩的哭声，断断续续的，像有孩子蹲在某块断墙后面抽泣，抽一下停一下，又接着抽。有时候又是老人打麻将的声音，哗啦哗啦的，牌面碰在一起，夹杂着沙哑的笑声，像是一桌人正围着一张看不见的桌子摸牌。有人信誓旦旦地说看见一个穿碎花褂子的女人蹲在瓦砾堆上，低着头，肩膀一抖一抖地哭，走近了又不见了，只剩下瓦缝里还卡着几缕焦黑的头发。工头报了警，警察来了，什么也没找到。可第二天夜里，声音又响了。工人走了一批又一批，开发商急了，请来了三个道士。道士们穿着明黄色的道袍，在废墟上走了三圈，烧了纸钱，撒了米，说三日之内必能镇压住此地的煞气。他们第一天做完法事回了住处，第二天早上没有再出门。等工头推开门的时候，三个人并排躺在地面上，手脚伸直，面容平静，嘴唇微微张着，像在睡梦中同时断掉了呼吸。法医查不出死因，工地彻底停了下来。

废墟空了大半年，铁皮围挡被风吹倒了几块，杂草从砖缝里长出来，野猫在断梁上跳来跳去。瘾君子和流浪汉钻进了那些半塌的老屋里，点起蜡烛，在地上铺一层纸板，把针管扎进胳膊，然后歪着头睡过去，像倒在一个没有棺材的墓坑里。警察不愿意来，居民绕着走，整片荔湾像被人从城市地图上挖掉了一块，连路灯都比别处暗一些。

九四年中旬，一个香港商人买下了这片地。他姓陈，五十出头，梳背头，戴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看上去不像做房地产的，倒像个教书先生。他在广州做过几个项目，赚了钱也攒了口碑，觉得自己不该被这些民间传闻吓住。开工前他特意去了一趟六榕寺，请老住持来看风水。老住持绕着工地走了一圈，拐杖在碎砖地上一下一下地点着，声音闷闷的，像在敲一面埋在地里的鼓。最后他停下来，合上眼睛，只说了七个字：“此地土不能动。”陈老板笑着问为什么，老住持睁开眼看了他一下，又闭上，没有回答。过了很久才补了一句：“鬼门关的开口，动土是大忌。”陈老板不信邪，从东南亚请来了一位降头师。那人在工地中央立了一个法坛，点了七七四十九盏油灯，手持一根缠着红线的骨杖，念了三天三夜的咒语。

开工那天，打桩机刚下去不到两米就停了。桩头撞到了什么硬物，挖开一看，是八口棺材。棺材漆面已经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白的木纹，铜钉锈成了青绿色，钉帽上还残留着暗褐色的痕迹。工人扔了铁锹就跑，说那是镇龙钉，用来压住地下的龙脉，一旦挖开龙就醒了。陈老板让人把棺材运走了，运去了国外。他以为这样就能把麻烦一起送走。

不到一个月，他妻子在浴室里摔了一跤，头磕在浴缸边沿，送去医院就没醒过来。情人和两个儿子在深圳的公寓里煤气中毒，第二天中午才被发现，三个人并排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一样，只是面色发青，嘴唇微微张开。降头师住在工地的临时板房里，第二天早上没开门，工友推门进去，他仰面躺在床上，一根骨杖还攥在手里，杖头的红线已经断了，缠在手指间，像一道怎么也解不开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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