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表十七岁那年从广西乡下出来，一个人坐了两天两夜的绿皮火车，晃到了深圳。他在手表厂干了几年，从拧螺丝的小工一路升到了质检员。质检房是全隔音的，墙板里塞着厚厚的吸音棉，门一关，外头的机器声、人声、广播声全被吞得干干净净，只剩头顶日光灯管里那点电流的嗡鸣。老表每天趴在工作台前，眼睛上卡着那个单眼放大镜，耳朵贴着机芯听齿轮咬合的声音，像听一颗小心脏在跳。他听得出哪块表走得顺，哪块表有杂音，手底下那几把镊子和螺丝刀用得比筷子还灵活。

那天晚上他加班，一个人在检验房里待到了九点多。他正低头调一颗摆轮，余光忽然瞥见门口站着个人。他抬起头，一个年轻女人站在那扇厚重的隔音门前面，穿着一件白裙子，裙摆垂到脚踝，头发又黑又长地披在肩上，脸上化着淡淡的妆，嘴唇一点浅浅的粉，整个人白得发亮，像是从哪本画报上撕下来贴在门框里的一样。老表在厂里待了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他的脸一下子就烫了，放下手里的镊子，声音软得像含着一口水：“您好，您找谁？”

那女人没有回答，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嘴角弯着一点点，像笑又不像是笑。老表又问了一遍，她才开口，声音很轻，像隔着一层很薄的布料传过来的：“找你的。”

老表愣了一下，说我好像不认识你。那女人没有解释，只是说：“你先工作吧，晚上我等你。”然后她转过身，朝门口走去。老表看着她一步步走近那扇门，他的目光还没转开，她的身体就已经穿过了那扇厚重的隔音门，像一道光被墙吃进去了一样，门板连晃都没晃一下。老表手里的镊子“嗒”一声掉在桌上，他整个人往后一缩，后背抵住了墙，腿肚子绷得死紧。

他冲出门跑到保安室，跟值班的保安说了这事。保安靠着椅背把烟夹在指间听完，笑了一声说他是不是想女人想疯了。老表急得直骂娘，可那几个保安谁也不信，一个还补了一句：“要是真有个女鬼长那么俊，我巴不得她来找我。”老表气得说不出话，拎着外套就走了。

他住的地方离工厂不远，一间出租屋，一张床一张桌，窗户对面是另一栋楼的墙。他走到门口，掏钥匙的手有点抖，插了两回才插进锁孔。他推开门，客厅灯亮起来的一瞬间，他看见那个女人坐在沙发上，侧着身，两条腿并拢着，手搭在膝盖上，像已经等了他很久。他站在门口没有进去，手还搭在门把手上，指节发白。那女人转头看了他一眼，嘴角浮起一个淡淡的弧度：“别怕，我就是想认识你。”

那天晚上他是怎么关的门，怎么走回卧室的，他自己也说不清了。他只记得门合上的那一声轻响之后，房间里的空气就变了，像是被什么东西填满了。从那以后，那个女人每天晚上都会出现。没有规律，没有先兆——有时他下班推开门，她已经坐在床边了；有时他半夜翻身，她站在窗边看着外面；有时他洗漱完抬头看镜子，她就在他身后，近得能看见她白裙子的领口边缘泛着细细的银色丝光，像旧衣裳被反复穿过之后留下的磨损。她的话不多，可她的存在感像一团压实的空气，把屋里的空间挤小了。老表有时候试着跟她说话，问她是谁，她从不回答；有时候他背对着她睡，能感觉到她靠过来，身上有一股凉意，不是空调那种凉，是地下室深处那种潮潮的、湿湿的冷，像她整个人都是从地下室里走出来的。他裹紧被子也挡不住那种凉，它会贴着皮肤慢慢渗进来，像是从骨头里开始结冰。

起初几天他觉得自己捡了大便宜，甚至有点得意。可没过一周他的身体就开始垮了。白天他在检验房里手抖得捏不住镊子，零件从指间滑出去掉在地上，他弯腰去捡，直起来的时候眼前发花，额头上一层细汗。耳朵贴在机芯上也听不准了，齿轮的声响变成了嗡嗡的一片，分不清是表在转还是他脑子在响。他的脸色从泛红变成发青，颧骨凸出来，眼窝陷下去，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从里往外掏了一遍。厂里的领导把他叫到办公室让他去医院看看，嘴上没说什么，但眼神里的意思老表看得懂——你再这样下去，这份工作就保不住了。

他瘦了，从一百一十多斤掉到了不到九十斤。走路的时候肩膀往前塌着，像是背上压着一件看不见的厚衣裳。他开始害怕天黑，可天黑之后他又无法拒绝那个女人。她靠近他的时候，他身体里的某一部分像是在迎合她，他的喉咙里不自觉地往外吐气，手指张开又合拢，像是要攥住什么东西，攥住了又松开。他的理智和身体已经分开了，一个在喊停，另一个在走向更深的地方。他知道这样下去会死，可他停不下来。那个女人像一道慢性渗入的水，已经漫过了他的脚踝，正一层一层往上涨。

他终于撑不住了。一天夜里他缩在床上发抖，女人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他，窗外的路灯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比她的身体宽出一截，像有什么东西正从她身后慢慢坐起来。他拨通了广西家里的电话，把整件事跟父亲说了。第二天父亲就赶到了深圳，推开出租屋的门看见儿子缩在角落的样子，七十多岁的老人当场就落了泪，那声哭像从胸腔最底下挤出来的，干涩，艰难，落在安静的小房间里闷闷地炸开。儿子脸颊凹进去，嘴唇干裂，手里攥着一件外套，指甲泛白，像攥住什么不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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