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德昌在第二天上午八点整准时出现在76号情报处办公室门口。

他比郑耀先预想的要年轻。档案上写的是三十四岁，但本人看起来不超过三十，瘦高个，肩膀略窄，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棉袍，领口扣得一丝不苟。脸上戴着一副圆框近视眼镜，镜片后面的一双眼睛不大但很有神，是那种长期从事精密技术工作的人特有的眼神——专注、审慎、习惯于在细微处寻找规律。他左手提着一个旧牛皮工具包，包面上印着已经模糊不清的“满洲电信管理局”字样，右手夹着一份用牛皮纸包裹的人事调动函。整个人站在情报处办公室门口的姿态既不卑微也不傲慢，微微低着头，目光从镜片上方打量着这间陌生的办公室，像是在评估一个新的技术环境而不是新的工作单位。

郑耀先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用标准的上海话打了声招呼。冯德昌听到上海话时微微愣了一下，随即用带着明显哈尔滨口音的上海话回应——他在上海待的时间不长，口音还没转过来，但能听出他在努力适应。他的哈尔滨口音在76号这个上海本地人居多的环境里会显得格外突出，这份不适应反而让郑耀先看到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支点——一个在语言和文化上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技术人员，内心深处往往比表面看起来更加孤独。

郑耀先接过调动函扫了一眼，宫本的签字和私章都在，手续齐全。他将调动函交给周济民拿去档案室备案，然后带着冯德昌在情报处的办公区域转了一圈，向他介绍了情报处的基本架构、各科室的职能分布以及与特高课技术室的日常沟通流程。介绍过程中郑耀先刻意保持语速平缓，用词正式而不生硬，像是在接待任何一个新调来的普通同事。但他注意到冯德昌在听到关于圣母院路无线电排查工作内容时眼睛亮了一下，那个细微的反应说明他对圣母院路这个区域并不陌生——作为技术室的中方雇员，他之前一定参与过对圣母院路方向无线电信号的测向工作，甚至可能直接在测向车上操作过设备。他对那片区域的电磁环境有第一手的了解，而这正是郑耀先最需要的技术情报。

冯德昌的办公位置被安排在情报处技术分析科靠窗的一张空桌子，桌面上一尘不染，摆着一台打字机、一套制图工具和一部内部电话。旁边墙上贴着一张大幅的上海市区地图，地图上用红蓝两色的图钉标注着各处已知或疑似的无线电信号源位置。冯德昌坐下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整理自己的物品，而是走到地图前面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翻到夹了书签的那一页，开始对照地图上的标注做补充记录。郑耀先注意到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画满了各种技术符号和频率数据，有些是用钢笔写的，有些是用铅笔临时记的，页边还画了几个简易的天线方向图。一个在正式报到之前就提前做好了技术准备的人，要么是对工作极度认真负责，要么是对这份工作的目的有着超越职责范围的个人兴趣。在郑耀先的经验里这样的人往往兼而有之。

上午九点半，宫本从特高课技术室临时调来给情报处做测向设备操作培训的日籍技师桥本准时到达情报处办公室。桥本是个戴金丝边眼镜的中年日本人，日语口音带着浓重的九州方言，说话时目光习惯性地越过对方的肩膀看向远方，给人一种不太好相处的感觉。但桥本看到冯德昌时态度明显缓和了许多，两人在技术室的共事经历让彼此之间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工作默契。桥本甚至主动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跟冯德昌打了声招呼，这在平时对手下的中方雇员从来不屑一顾的桥本来说是极少见的。

培训内容是关于特高课最新装备的一种移动式无线电测向设备——这种设备被安装在经过改装的民用厢式货车内部，外观与普通货车无异，但车内配备了高灵敏度定向天线和频率分析仪，能够在行驶过程中对半径三公里内的无线电信号进行不间断扫描和方位锁定。桥本用日语讲解技术参数，冯德昌在旁边同步翻译成中文给情报处的外勤人员听，偶尔在翻译间隙补充几句自己的技术注解，解释的内容往往比桥本的原话更加通俗易懂且切中要害，显然他对这套设备的工作原理和操作流程已经了如指掌。

郑耀先坐在会议桌的另一端一边听着培训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着几个关键的技术数据——测向车的扫描半径、频率锁定精度、信号持续追踪的最小时间阈值以及设备对短时脉冲信号的响应特征。桥本提到的一个技术细节引起了他高度的警觉：这套新设备对短时脉冲信号的捕捉灵敏度较旧型号提高了将近一倍，能够在一次脉冲持续时间内完成初步的方位区间锁定，然后再通过多次脉冲的累积进行精确的交叉定位修正。这意味着即使发报者将每次通讯时间压缩在三十秒以内，新设备仍然能够在第一次脉冲出现时就记录下信号源的大致方向，然后在下一次脉冲出现时迅速缩小搜索范围。如果发报者频繁使用同一频段，即使每次只发短短三十秒，测向车也能在几次脉冲积累后完成精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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