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群的回归像一块投入浑水中的石头，溅起的不仅仅是水花，还有沉在池底多年的泥沙。

郑耀先在情报处办公室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批阅完了积压三天的日常文件，接听了六通分别来自宫本、丁默邨、警务处联络官以及三个不同排查站点的电话，每一通电话的内容都用得体的措辞应对得滴水不漏。他的桌面上摊着一份关于法租界近日可疑人员活动的汇总报告，报告中列举了十七名需要进一步核查的可疑人员信息，每一条都附有详细的体貌特征和活动规律描述，措辞严谨，格式规范，完全看不出签字人在处理这些公文的同时还在脑海中同步推演着至少四条独立战线的博弈进程。

李士群的办公室在整个下午都紧闭着门。百叶窗拉得严严实实，但从门缝下面透出的灯光一直亮着，说明里面的人没有离开过。吴世宝在下午三点左右进去了一次，待了大约四十分钟后出来，脸上的表情比进去时更加阴沉，经过情报处办公室门口时脚步顿了一下，似乎想要推门进来，但最终还是继续往前走了。周济民在郑耀先耳边低声说了一句：行动队今天下午取消了原定在苏州河沿岸的例行巡逻，所有外勤人员都被召回队部待命，吴世宝的副官还去了一趟档案室，把情报处最近三个月所有与圣母院路相关的排查记录又调阅了一遍。

“又调了一遍？”郑耀先放下手中的钢笔，指尖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吴世宝上周已经调过一批圣母院路的排查档案了，山本的机要秘书也调过一批，宫本自己也看过副本。同一批档案在短短一周内被调阅了三轮，这个频率在76号的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这说明李士群在南京期间一定得到了某种新的信息，让他对圣母院路的兴趣从怀疑升级为确信——或者说，有人在南京给他递了东西。

郑耀先让周济民去了解一下李士群这次去南京开的是什么会，见了哪些人，回来时带了什么文件。周济民点头应下，拿起文件夹装作送文件的样子去了秘书室。他在76号的人缘不错，秘书室那几个小姑娘都愿意跟他聊天，从她们嘴里套几句闲话比从档案室里偷文件要容易得多。

二十分钟后周济民回来了，带回了三个看似零碎但拼在一起极有价值的信息。第一，李士群这次去南京表面上是参加伪行政院召集的治安工作会议，但实际上他在会议期间单独约见了两个人——一个是汪伪政权警政部的副部长，另一个是从北平调来的华北治安军情报处的一名退役课长，姓马。第二，李士群回来时随身携带了一个贴有火漆封条的牛皮纸档案袋，档案袋的表面印着“华北治安军情报处档案室”的字样，他下车后亲手提着那个档案袋直接进了自己办公室，连随行秘书都不让碰。第三，吴世宝今天调阅的那批圣母院路排查档案中，有一份被单独抽了出来，至今没有归还——那份档案正是郑耀先三个月前提交的关于济世堂药房排查结论的原始报告。

华北治安军情报处。这个机构的名字让郑耀先的神经骤然绷紧。华北治安军是鬼子在华北扶持的伪军部队，其情报处表面上是负责华北地区的军事情报搜集，实际上与关东军情报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前身就是关东军情报课华北派遣站，骨干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哈尔滨特务机关调过来的。李士群在南京密会华北治安军情报处的人，回来时带了一份从华北调来的档案，然后吴世宝立刻重新调阅了济世堂药房的排查记录——这三个动作串在一起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李士群在追查济世堂药房经营人陆汉卿的真实身份，而且他已经从华北方面获得了一条关键线索。

陆汉卿在哈尔滨时期曾经以中医身份从事过地下工作，那段经历虽然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但在华北治安军情报处的档案库中仍然可能留有痕迹。如果李士群通过那位姓马的退役课长调取了哈尔滨时期的旧档案，从中发现了陆汉卿与中共地下党存在关联的任何记录，那么郑耀先在济世堂排查报告中做出的“无抗日组织关联记录”的结论就会被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更致命的是，陆汉卿的档案一旦被翻出来，郑耀先与陆汉卿之间的联系就会成为李士群重点追查的方向——一个76号情报处副组长为什么会对一个被证实有中共嫌疑的药房做出低风险评级？这个问题一旦被李士群在宫本或山本面前正式提出，郑耀先之前的全部答辩材料都会变得苍白无力。

他需要确切地知道那份华北档案里到底有什么内容。直接去问是不可能的，让周济民去偷更加不可能——李士群的办公室有专人看守，档案袋肯定被锁进了他的私人保险柜。唯一可行的途径是通过外部渠道逆向推断——如果李士群从华北获得了关于陆汉卿的情报，那么这份情报的来源一定是哈尔滨时期的档案，而哈尔滨时期的档案不仅华北治安军情报处有副本，关东军哈尔滨特务机关的原始档案中也应该有相同的记录。藤田的背景报告里提到他曾在哈尔滨特务机关服务两年，如果能通过藤田在哈尔滨的经历间接了解到当年哈尔滨特务机关对中共地下党中医身份人员的调查记录，就能大致判断出李士群掌握的情报范围有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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