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从二楼走廊转身下楼的时候，心里还在反复推敲丁默邨最后那句话的分量。

“昨晚给你的那一句话——关于黑田和虹口——你今晚回去之后，也许能品出更多的意思来。”

这句话里至少藏着三层含义。第一层，丁默邨承认那封匿名信确实出自他手，或者说至少经过他的手。第二层，信里的内容不全是丁默邨自己的情报，有其他人的授意。第三层，那个人——那个真正的消息来源——是丁默邨不愿意或者不敢直接说出口的人，而他希望通过郑耀先从信的细节里推测出来。

郑耀先一边往情报处办公室走，一边在脑子里把那封信的每一个字重新拆开揉碎。“吴世宝已死”——这个信息在信送达的时候是超前情报，因为吴世宝的死讯直到当天下午才在76号内部传开。能比76号内部人员更早知道吴世宝死讯的，只有三种可能：特高课内部的人、参与处决吴世宝的宪兵队人员、或者——下令处决吴世宝的山本本人。但山本不可能授意丁默邨给自己通风报信。那么消息来源就排除了山本。

“下一个是李士群”——这个判断比吴世宝的死讯更加精准。李士群被清洗的时间、方式和罪名，都在信送达之后的四十八小时内一一应验。能如此精确预判山本清洗行动节奏的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直接参与制定清洗计划的特高课高层，要么是能够接触到山本决策过程的机要人员。宫本？不太可能。宫本虽然参与了清洗计划的执行，但他对郑耀先一直保持着一种职业性的警惕，不太可能通过丁默邨给郑耀先传递情报。佐佐木？更加不可能，佐佐木是山本的鹰犬，从不与中国人做情报交换。

那就剩下一个人了——藤田。

特高课机要秘书藤田。那个被郑耀先用钱伯钧提供的关东军情报课账户流水胁迫、不得不向他提供特高课清剿行动情报的日本文官。藤田能接触到的情报层级极高——山本的办公文件、课内机密通讯、清剿行动部署——但他给郑耀先的情报从来都是单向的，是郑耀先用把柄逼出来的，藤田没有主动给他通风报信的动机。

除非藤田在特高课内部有自己的算计。

这个念头在郑耀先的脑子里只停留了几秒钟就被他暂时搁置了。不管丁默邨的消息来源是谁，眼下最重要的事不是追查消息来源，而是利用手里安全甄别的权限，在76号的档案堆里找到丁默邨和李士群之间的财务勾连证据。丁默邨今天在走廊里端茶杯时指节发白的细节告诉他，这条老狐狸害怕了——害怕郑耀先在翻账本的过程中翻出他的尾巴。而丁默邨害怕的东西，恰恰是郑耀先最需要攥在手里的东西。有了丁默邨的把柄，郑耀先在76号内部的回旋余地就会大得多。

但与此同时，他还得应对另一件事——今天中午要送到宫本手里的那卷胶卷冲印照片。

郑耀先走进情报处办公室的时候，周济民已经按照他之前的吩咐，把财务科老孙、行动队两个逃跑队员和档案室姓余的文员的详细名单整理好了，整整齐齐地放在郑耀先的办公桌上。郑耀先拿起名单看了一遍——老孙是昨天夜里十一点左右离开住所的，带走了两箱私人衣物和一本账簿，他老婆说他是接了“一个电话”之后匆匆出门的。行动队逃跑的两个队员，一个叫刘大彪，是吴世宝的远房表弟，在吴世宝被抓当天就请了病假，之后一直没露面；另一个叫王奎，是李士群亲自招进76号的，昨晚值夜班时借口去弄堂口买烟，一去不回。姓余的文员是在凌晨四点到五点之间死在自己宿舍里的，宪兵队在他房间里找到了遗书，内容写的是“对不起李副主任栽培，无颜面对同僚”，字迹经鉴定确实是本人笔迹。

“遗书是本人写的，但不代表是自愿写的。”郑耀先把名单放下，对周济民说，“余文员昨天下午还在档案室正常工作，钱伯钧失踪后他还主动找了丁主任汇报工作。一个刚汇报完工作就写遗书上吊的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被威胁后被迫自杀，要么是被人用枪顶着脑袋写了遗书之后再被弄死。宪兵队的调查结论你不用管，但情报处自己留一份详细的记录——余文员死前最后四小时的行踪、见过什么人、接过什么电话，能查多少查多少。”

周济民点了点头，犹豫了一下，然后压低声音说：“郑组长，今天早上丁主任的秘书来档案室调走过一批文件，说是丁主任要查阅过去半年人事任免的原始记录。但徐秋影说，那批文件里夹着一本财务科去年的特别支出账本——不是正式账册，是老孙私下记的那本。”

郑耀先的目光微微一凝。

老孙私下记的特别支出账本——这在76号内部是个公开的秘密。李士群经手的很多特殊经费不走正式财务流程，钱从山本特批的秘密账户里直接划拨，到76号后由老孙单独记账，不做入正式账册。这本私账记录的内容，包括了李士群给吴世宝行动队的额外津贴、给钱伯钧的秘密档案保管费、以及——丁默邨本人签字审批过的几笔“特殊协调费”。这些“特殊协调费”名义上是协调各方关系的开销，实际上很可能就是丁默邨和李士群之间分赃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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