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在窗前站了约莫一刻钟，直到院子里探照灯的光束扫过第三遍，才转身回到办公桌前。窗外的雨夹雪越下越密，打在玻璃上发出细密的沙沙声，走廊里偶尔传来夜班执勤人员换岗的脚步声，除此之外整个76号大院沉寂得像一座坟场。

他把抽屉里那三本绿皮账册重新取出来，翻开去年下半年那本，就着台灯昏黄的光线一页一页地仔细审阅。账册的纸张是粗劣的毛边纸，老孙的字迹潦草但规律——每一笔账都按日期排列，左侧写支出名目，中间写金额，右侧写经手人和审批人的签字。郑耀先的目光在这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名字之间缓慢移动，像一把梳子在篦头发，不放过任何一处异常。

翻到去年十一月中旬的时候，他的手指忽然停住了。

那一页记录的是十一月十四日的一笔支出，名目写的是“法租界霞飞路沿线情报网点租金及人员安家费”，金额是一万两千大洋。经手人是老孙，审批人签的是一个“丁”字。一万两千大洋——这在当时的上海滩是什么概念？法租界霞飞路一栋三层商铺的月租金不过三百大洋，一个情报网点的安家费按最高标准算每人也不过两百大洋。这一万两千大洋如果全部用于情报网点建设，足够在霞飞路沿线布置四十个据点、安置六十名情报员。但郑耀先很清楚，76号在霞飞路沿线的实际情报网点只有三个——一家绸缎庄、一家当铺和一个设在公寓楼里的监听点。这三个网点的月租金加起来不到一千大洋，人员不过十二三人，安家费按顶格算也就两千多大洋。剩余的九千多大洋去了哪里？

他的目光继续往下扫，翻到十一月底的另一笔账——名目是“特高课协调费”，金额八千大洋，经手人老孙，审批人同样是丁默邨。郑耀先对这笔“特高课协调费”再熟悉不过了——他刚才在财务科翻阅老孙保险柜夹层里的账册时就注意到了这个名目，当时就判断这笔钱的实际用途绝不可能是协调特高课。特高课是山本说了算，76号跟特高课之间根本不存在“协调费”这种名目——76号是特高课的下属机构，办什么事只需要山本一道命令，怎么可能反过来向特高课交钱？

他把这两笔账的页码、日期和金额抄录在便签纸上，然后把账册翻到更早的月份。去年八月、九月、十月的账目中，“特高课协调费”这个名目出现了至少六次，每次金额从三千到八千不等，累计起来超过了三万大洋。而“霞飞路情报网点租金”这个名目也出现了四次，累计金额接近五万大洋。这两项加起来，丁默邨在过去半年里经手审批的异常经费总额——按最保守的估算——至少在八万大洋以上。

八万大洋。这笔钱如果被证实是丁默邨中饱私囊，那么丁默邨在76号的日子就算是到头了。但郑耀先知道，丁默邨不是贪财的人——或者说，不只是贪财的人。丁默邨在76号当主任这几年，经手的经费何止八万大洋，如果他真的贪，账目上根本不可能只留下这么点痕迹。丁默邨把大笔经费转移到“特高课协调费”和“情报网点租金”这两个虚假名目下面，目的不是为了自己发财，而是为了建立一个不受山本监控的秘密资金池。

这个资金池是做什么用的？

郑耀先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让思绪在黑暗中快速推演。丁默邨是76号的主任，他在76号内部有自己的班底，但这个班底在李士群时代一直被压制着。李士群掌握了行动队和财务科，丁默邨只负责行政和对外协调，实权远不如李士群。在这种情况下，丁默邨要想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秘密势力，唯一的途径就是用钱——用秘密资金收买那些骑墙派、安插自己的眼线、在外围建立一套不受李士群和山本监控的情报网络。

而山本对76号的控制是全方位的——所有经费的划拨都要经过特高课审批，所有大额支出都要向宫本报备。丁默邨如果想在76号的正规账目体系之外操作资金，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经费审批环节做手脚——利用自己审批特殊经费的权限，把虚增的开销转移到秘密账户里。

这正是郑耀先在绿皮账册里看到的内容。丁默邨每审批一笔虚假的“特高课协调费”，钱就从76号的正式账户流到了老孙的私账里，再从老孙的私账流向某个郑耀先还不掌握的渠道。而这个渠道的终端，很可能就是丁默邨自己的秘密情报网络。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丁默邨给郑耀先送匿名信的行为就有了另一层解释——丁默邨不只是为了除掉李士群，他还在借郑耀先的手来转移宫本和山本的注意力。李士群一倒，安全甄别一启动，76号内部的混乱就会把宫本的全部精力都吸引过去，丁默邨就可以趁乱继续经营自己的秘密网络，而不必担心被宫本发现。

郑耀先睁开眼睛，在便签纸上写下了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丁默邨的秘密资金最终流向哪里？第二，丁默邨的秘密情报网络到底在为谁服务——为他自己，为重庆，还是为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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