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仁堂出来，天已经黑透了。法租界的霓虹灯在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间闪着，红的绿的蓝的，像一群在夜风里眨眼的妖精。郑耀先没有回住处，在街角叫了一辆黄包车，说了三个字：“闸北，宝山路。”车夫拉起车跑起来，车轮碾过石板路的缝隙，咯噔咯噔的声响在安静的夜里传出去老远。

过了苏州河，租界的灯火被甩在身后，闸北的夜又黑又沉。路灯稀稀拉拉，大部分是坏的。郑耀先让车夫在宝山路口停下来，付了车钱沿着那条熟悉的巷子往里走。仁和里的巷口，两个小孩蹲在墙根下玩石头，看到他走过来抬起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继续玩。老钱的屋门缝里透出微弱的灯光，他敲了三下，一顿，又两下。门开了一条缝，老钱的脸在门缝里露出来，看到是郑耀先，迅速把门拉开让他进去。

屋里还是那股旱烟味和潮气混在一起的味道。老钱插上门闩，转过身看着郑耀先，脸上的皱纹在煤油灯下像刀刻的一样。“郑先生，您怎么来了？”

“老钱，陆大夫让我来的。同仁堂有一批药材需要转移，是运往根据地的，必须确保万无一失。”郑耀先压低声音，“你上次说顺兴楼那边虽然暂时不能去了，但你在码头上还有别的路子。能运药材出去的路子。”

老钱没有马上回答。他蹲下来从墙角摸出旱烟袋，装了一锅烟，划了根火柴点上。烟雾在昏暗的灯光下弥漫开来，他吧嗒吧嗒抽了好几口，然后抬起头，眼睛在火光里亮了一下。“有。不过这条道，不好走。”

“你说。”

老钱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磕掉烟灰。“苏州河往西，过了真如，有一个叫江桥的小镇。镇子上有一个码头，不是鬼子的军用码头，是民用的，归伪政府河道管理处管。码头上管事的是我一个远房亲戚，姓龚，叫龚大山。早年间在青岛码头上跟我一起扛过活，后来犯了事被把头打断了腿，瘸了一条腿，就到江桥码头上混了个管事的差事。这个人欠过我一条命——有一年冬天在青岛，他掉进海里，是我跳下去把他捞上来的。没有我，他早就喂鱼了。”

“这个人可靠吗？”

老钱想了想，认真地摇了摇头。“不好说。他现在的日子过得不错，有家有业，跟伪政府的人混得熟，胆子比以前小多了。我要是去找他帮忙，他可能会念旧情，但也可能会怕惹祸上身。得试一下才知道。郑先生，这批药材有多少？”

“不少。盘尼西林和磺胺粉为主，还有一批手术器械。打包之后大概十几箱，每箱四五十斤重，从上海运出去之后要一路往西，经嘉定、太仓，最终送到苏北根据地的交通线上。”

老钱把烟袋锅叼在嘴里站了起来。他从墙角的一个麻袋里翻出一件破旧的码头工装，套在身上，又拿起一顶鸭舌帽扣在头上。“我去一趟江桥。现在就去。从闸北走过去，快的话一个多钟头。到了江桥我先摸摸龚大山的底，如果他愿意帮忙，明天一早我回来告诉您。如果他不愿意——”老钱把烟袋锅从嘴里拿下来，“我就另想办法。码头上的路不止一条，这条不通，走那条。”

郑耀先伸手按住了老钱的肩膀。“老钱，此去小心。如果龚大山靠不住，不要勉强。药材可以再想办法，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老钱粗糙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缺了门牙的豁口黑洞洞的。“郑先生，您放心。这条命是捡来的，丢不心疼。”

郑耀先站在老钱的屋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闸北浓得化不开的夜色里。旱烟味还在屋里弥漫着，煤油灯的火苗轻轻跳动着。他转身离开，带上门，走进了另一条巷子。

回到住处已经是后半夜了。郑耀先没有开灯，坐在黑暗里点了一根烟。老钱瘸着腿在夜路上往江桥赶，灰白的头发在夜风里抖着。他说这条命是捡来的，丢不心疼。郑耀先抽完一根烟，又点了一根。

第二天一早，郑耀先照常去商行。刚在办公桌后面坐下，赵简之就推门进来了，手里拿着一份电报，脸上的表情一言难尽。“六哥，重庆来的。戴老板亲发的嘉奖令。”

郑耀先接过电报。电文很短，措辞正式而隆重：“上海站郑耀先同志，于桑家渡一役击毙敌酋佐佐木，截获重要情报，忠勇可嘉。着即恢复行动组组长职务，授二等云麾勋章，记大功一次。此令。戴笠。”

他把电报放在桌上。窗外传来南京路上电车叮叮当当的铃声，和卖报小贩扯着嗓子的吆喝。一切都热闹而寻常。他想起老钱在闸北那间小屋里，蹲在地上卷旱烟时粗糙得裂了口子的手指。想起他在苏北的松林里对陆汉卿说“我不是在帮别人，我是在帮自己”。现在重庆来了嘉奖令，授勋记功，把他捧上了一个烫金的高台。但真正该授勋的人，有的已经死了，有的正在夜路上赶着，没有人给他们发电报。

“六哥。”赵简之见他半天不说话，忍不住开口，“授勋是大喜事啊，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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