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壳被陈默放在发动机盖上。晨光里，弹壳底部那一串钢印编号泛着冷光。

车队还藏在高架桥路基下方的阴影里。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看着那枚弹壳，像看一枚刚出土的、不知道是古董还是炸弹的东西。

制式武器。高建波蹲在发动机盖前，没有伸手去碰，只是看着那串钢印，这种做工，这种口径，在华夏，普通人根本见不到。要么是部队配发的，要么是从部队流出来的。

你能确定是哪一种？孙德胜问。

不能。高建波说，但不管是哪一种，都说明一件事：设这个局的人，手里有制式武器。能拿到制式武器的，不会是走投无路的难民。

所有人都看向陈默。陈默没有看他们。他盯着那枚弹壳看了很久，然后把它翻过来，用指甲沿着钢印编号轻轻刮了一遍，确认不是刻上去的装饰，是出厂时压印的真编号。

不是难民。他说。

你怎么确定？

就凭这枚弹壳。陈默把它翻了个面，钢印编号朝着众人，高连长刚才说了，这是制式武器，要么部队配发，要么从部队流出来。难民手里不会有这个——华夏禁枪，大多普通人末世前连弹壳都没见过，更别说凑齐一支能设局的队伍。能拿到制式武器的人，本身就是有背景、有组织的。设局的，是有一支队伍、有枪、有来路的人。他们用求救信号钓鱼，钓的不是救援，是送上门的人。

那他们图什么？王富贵问，人？物资？

都要。陈默说，人充作劳力，物资留着自用。设局的人，不把自己当难民，把自己当猎手。猎手不会等猎物自己上门，他们会上门来找。

他站起来，看向重庆的方向。晨雾已经散尽，山城的楼宇在阳光下清晰如画。那栋二层楼的窗户里，那台电台还在循环播放着求救信号。它不知道，它等的人已经看穿了它的把戏，还把它留下的证据，摆在太阳底下研究了一早晨。

我有个想法。陈默说，他们钓鱼，我们反钓。

什么意思？

他们用信号钓救援者，钓到的人连人带物资一起吞。陈默说，那我们就把自己打扮成一条最肥的鱼，开进他们嘴里。等他们张嘴的时候，我们就从鱼肚子里捅出来。

孙德胜看了他半天，慢慢说：你疯了。

我没疯。陈默说，他们既然设局，就说明他们缺人缺物资。缺人缺物资的队伍，见了七辆满载的卡车，不可能不动心。我们停在这里不动，他们早晚会来。与其等他们上门，不如把路让开，让他们以为我们中计了，自己走进来。

高建波在旁边点了点头：钓鱼的老规矩，鱼饵得够香。我们把车队的警戒撤掉一半，做出松懈的样子，把几箱物资放在车斗最外面。他们要么忍不住来抢，要么会派人来侦察。来侦察的人，我们活捉一个。

抓活的干什么？孙德胜皱眉，问他们老巢在哪？他们肯说？

不肯说，就问到他肯说为止。陈默说，我们到现在为止，对重庆的了解只有一枚弹壳和一段录音。他们设局的手段这么熟，说明城里有成建制的队伍。有队伍就有驻地，有驻地就有头目，头目就了解城里到底什么情况。这些情报，比那几箱物资值钱。我们需要的，是一张嘴，不是一颗脑袋。

计划定下来之后，车队动了起来。

制定计划的时候，孙德胜差点和陈默吵起来。他的理由很简单：把整个车队的安危押在对方会来抢这个猜测上，太冒险。陈默没有跟他争，只问了他一句话：我们停在这里，不动，他们就不会来了吗？孙德胜没接上话。他们都知道答案。那些设局的人，已经看见这支车队了。他们不会因为车队停下来就放弃。与其等他们挑一个最坏的时间点动手，不如自己选一个最好的时机，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

七辆卡车从路基下的阴影里开出来，重新停回高速公路上。这一次，不是隐蔽，是。孙德胜故意让三辆车停在路边，车斗敞着，几箱药品和压缩饼干码在最外面，用绳子随便绑了一下，看着就像一支赶路赶累了的车队在休整。岗哨撤了一半，只留了两组人，远远地蹲在车尾聊天，枪都架在一边。

陈默自己坐在头车的驾驶座上，破晓放在副驾驶座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从外面看，像是一个累瘫了的司机在打盹。只有高建波知道，那条缝里，陈默的眼睛一直没闭上。

他们在等。

等重庆城里的那些猎手，自己走出来。

天黑之前，没有人来。

车队点起了营火，飘出了饭香。孙德胜故意让人把粥熬了很久很久，香气顺风飘向重庆方向。这是鱼饵的一部分。饿着肚子的猎手，闻到粥香，会更急。

入夜后，高建波在营地外围架了一圈红外警戒线。感应器贴着地面摆放，但凡有人跨过，警报就会传到通讯器里。红外是主防线，但高建波觉得还不够——这伙人既然敢在黑灯瞎火里摸过来抢车队，多半是摸黑摸惯了的，知道怎么避开亮处、贴着阴影走，保不齐还能贴着地匍匐摸进来，红外线的离地高度未必够低。他想了想，又在车底补了一道绊线：绷紧的弦，一端连着车底的空弹壳。这玩意儿不靠电、不靠光，只要有人从车底钻过去，弦一动，弹壳就响。两道防线，一层电一层物理，谁来了都绕不开。杨光则带着狙击组在两百米外的制高点就位，他的瞄准镜里，重庆城的方向，一片漆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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