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案清理的全省调研安排，在常委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就发了下去。

陆鸣兮亲自定的方向——不集中开会，不提前准备书面汇报，分三组覆盖全省七个地市，每组由一名政法委班子成员带队，他本人去平川所在的南片。

林雪以省公安厅副厅长的身份随行，赵庆华和李韬分头去东片和西片。

出发前一天晚上，陆鸣兮让赵颖哲把各地市上报的积案清单重新梳理了一遍，圈出了三个数据异常的地方——平川区法院的差异已反馈，另外两个地市报上来的积案数量比省里底本少了四成以上。

“这两个地市，把底本也带上。到了现场当场比对，不问数字，问案子。”

第二天一早，陆鸣兮带车从省城出发，沿高速向南。第一站是青安县，一个距离省城一百多公里的农业县。县政法委书记姓杨，四十七岁，在县里干了十几年，面相比较老成。

他没有在高速口等，直接带人在县法院门口候着。

陆鸣兮下车后没有进办公楼，沿着法院门前的街走了一段，走到隔壁的信访接待大厅门口停下来，隔着玻璃看了一眼里面。

杨书记跟在他后面：“陆书记，这个大厅是前年改造的，现在每个工作日都有人值班。”

陆鸣兮没有进去，转身往办公楼方向走：

“你们上报的积案清单里，有一件涉及土地流转的民事执行案，标注的是‘正在执行’。”

“我到县里之前查了一下，这个案子的被执行人是一家已经注销的农业公司。人都不在了，执行的对象是谁？”

杨书记的脚步顿了一下，但很快接上了话：

“那件案子实际上是挂在那儿。被执行人注销前资产已经转移了，法院做了财产查控，没有可执行的资产。现状是判了，但执行不了。”

陆鸣兮走进办公楼，在走廊里停了一下：

“既然知道执行不了，为什么还标成‘正在执行’？”

“因为省里的考核指标是按‘化解率’算的。”杨书记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这件案子挂着，化解率就没法报。县里只能标成‘正在执行’，至少不算积案。”

陆鸣兮没有再追问，拐进了会议室。

桌上摊着青安县上报的积案清单，厚厚一摞。他翻了几页，没有马上说话，把清单翻到最后一页，抬头看向杨书记：“那件土地流转案执行不了，谁定的结论？”

“法院执行局综合评估的结果。”

“评估报告呢？”

杨书记沉默了几秒：“这个案子时间久，评估报告可能不在当下的台账里了。如果需要，我让人去翻旧档案。”

陆鸣兮合上清单：“翻出来。等省里汇总的时候，我需要看到结论是怎么下的。”他站起来，没有坐下去开正式会议，只是说：“继续调研，先看几个现场。”

接下来两个多小时，他走了青安县的一个镇综治中心、一个司法所，看了两处调解室的工作记录。每到一处都问具体案子，不问数字，问人。

到镇上时遇到一个来司法所咨询的村民，从谈话中他注意到对方提到了一件青安县法院多年未结的邻里纠纷，陆鸣兮没有追问，但离开时让赵庆华记下了当事人的联系方式。

出了镇综治中心，上车前杨书记站在车门边，没有要上来的意思，说了一句“陆书记，有些案子确实不是我们不办，是办不了”，他说完之后没有等回应，退了一步。

下午两点，调研队伍到达青安县临界的桐河县。桐河县的积案清单比青安县漂亮，数量少、标注清晰。县政法委书记姓孙，是挂职的省直机关干部，来桐河不到两年。

他汇报时用了十几分钟，梳理了积案分类、化解进度、人力和财力现状。

陆鸣兮听完没有评价清单本身，而是翻到一页，上面标注着一件涉企执行案已经“和解结案”，离现在大约四个月。

“这件涉企执行案的和解协议，是在法院主持下达成的，还是双方自行协商的？”孙书记回答：“法院主持的。双方当时都签了字。”

“和解之后，被执行的款项是否已经到位？”

“大部分到位了，剩余部分约定了分期支付。目前第一期已经付了，第二期还没到约定期限。”

陆鸣兮把清单放下：“那和解协议上的签名，是当事人的签字还是代理人的签字？”孙书记愣了一下，翻了一下材料：“是当事人的签字，我确认过。”

他没有追问，点了点头。那个答案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他注意到孙书记回答之前有一个翻材料的动作——如果确认过，应该不需要再翻。

第三站是南江市。南江是地级市，辖区内五个县。

市政法委书记姓汪，五十一岁，在政法系统干了二十年。他的汇报方式跟前面两个县不一样——他把各县数据汇总后做了一张简表，标出了每个县的积案数量、化解率、重点案件编号，并对“难点”和“堵点”单独列了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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