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年代的福州，林老板是第一批富起来的人。他在广东做服装批发生意，那几年的钱像江水一样往他口袋里涌，一天赚的顶别人一个月工资。他回福州开一辆黑色皇冠，车窗摇下来，胳膊搭在窗沿上，烟灰弹在柏油路上，马路两旁的人侧过头来看他。他喜欢那种目光。朋友都说他命好，有钱有势，老婆又本分，在纺织厂上班，下了班就回家做饭，从来不问他那些绕来绕去的应酬。

他那年快四十了，老婆比他小两岁，两人结婚十多年，儿子刚上初中。小区对面那条巷子里新搬进来一个年轻女人，皮肤白净，说话的腔调不像福州本地人，普通话标准得听不出毛病。林老板是在巷口一家卖鱼丸的小铺子里碰见她的，她坐在靠墙的塑料凳上，面前摆着一碗没怎么动的鱼丸，热气把她的脸蒸得微微泛红。他主动搭了话，她抬头看了他一眼，笑了一下，嘴角弯得很浅，像含着一根看不见的线。

林老板后来在那条巷子里租了间房，家具简单，窗帘是淡青色的，风一吹就鼓起来又落下去。那女人叫阿秀，十八九岁，说话慢声细气，可有时候会冒出一句不像她这年纪该说的话，一句两句之后又缩回去了，像水面下有什么东西翻了个身，又沉了下去。林老板没往深了想，只觉得这姑娘长得甜，声音软，带出去有面子。

头三个月风平浪静。第四个月，阿秀开始提离婚。起初是半开玩笑地说两句，后来语气一点点变了，像温水慢慢烧开，底下的气泡一颗一颗往上冒。有一回林老板翻了个身背对着她，她在后面说了一句：“你不离也行，你儿子活不过这个月。”林老板以为她发小孩子脾气，笑了两声没接话。那个月他照常出去应酬，到了月底，小舅子急冲冲跑来砸门，说家里出事了。

林老板赶回家的时候，儿子站在阳台上。八楼的风把窗帘吹得鼓起来，又瘪下去，儿子两只手搭在栏杆上，身体微微前倾，像是在看楼下什么东西。老婆站在客厅里侧，脸白得像纸，手指攥着围裙边角，攥得指节发白。她压低声音说别刺激他，刚才已经站了快半个钟头了。

林老板慢慢往阳台方向走了一步，儿子的头动了一下，幅度不大，像猫听见了什么动静一样。林老板停下来。儿子嘴里在哼一首歌，调子很怪，拖腔很长，像是戏文里老生唱的腔调，咬字又硬又沉，断句的节奏和福州任何戏曲都不一样。他盯着儿子的侧脸看了几秒，发现他的眼睛不对，瞳仁像两条竖起来的线，眼白四周泛着一层薄薄的红。那目光扫过来的时候，林老板觉得像有什么东西把他的后背从头到尾划了一道。

他从侧面绕过去，想趁儿子不注意把他拽进来，刚迈了半步，儿子猛地回过头来，声音也变了，像是什么人借着他的嘴在往外倒话：“别过来了，没用。你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说完他转回头，双手松开栏杆，像被什么从背后推了一把，整个人直直地翻了出去。林老板冲到阳台边往下看，地面上一团深色的印子正在慢慢扩大，边缘渗进水泥缝里，像一张被压扁的纸，还在往外渗着没有写完的最后一笔。

丧事办完的第三天晚上，林老板去巷子里找阿秀。门虚掩着，他推门进去，她正坐在床边叠衣服，那件淡青色窗帘还挂在窗口，风把它吹起来又落下去。他没有说话，一脚踢在她肚子上。脚底板撞上去的触感像踢在铸铁管上，整条腿麻了一瞬。阿秀纹丝不动，手里的衣服叠好了才抬头，脸上还是那个浅浅的笑。她说：“儿子没了。你老婆也快了。”她的声音平平的，像在说一件很小的事，像在说晚饭吃什么。

三天后，林老板的妻子在厨房喝了一整瓶农药。她穿着上班那件灰蓝色工装，袖口卷了两圈，人趴在地上，身子蜷着，手还搭在灶台的边沿上，手指头微微蜷着，像是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想够什么东西。农药瓶滚在墙角，瓶口淌出一道褐色的湿印子，在地上拐了一个弯，停住了。林老板赶到的时候她已经被白布盖住了，他蹲在门口，额头抵着膝盖，后背顶着走廊的墙壁。墙壁是凉的，他觉得自己像是靠着一块冰块坐了很久。他不知道自己蹲了多长时间，只知道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僵硬，走路的时候两条腿像是不太确定该怎么使力。

阿秀在那之后消失了。林老板在福州找了她一个多月，没找到人。他不知道她真名叫什么，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他只知道她不是人。后来他试着跳楼，选了一栋十几层的大楼，趁着夜色爬上天台，坐在边沿看了一会儿远处的灯火。福州的夜是灰蒙蒙的，风把他衬衫下摆掀起来又拍回去。他正要站起来，一只手从后面伸过来，抓住了他的后领，把他整个人拽回了天台地面。他摔了一跤，仰面朝天，看见阿秀的脸倒悬在他上方。她还是十八岁的样子，皮肤白净，头发垂下来落在他肩膀上。她笑了，那个笑和他第一次在鱼丸铺子里看见她时一模一样，嘴角弯得很浅，像含着一根看不见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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