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六日的傍晚，黑水屯合作社院子里站满了人。

消息是上午到的。铁柱媳妇从县城邮局打回来一个电话，在电话里断断续续地说完了几句话，声音发颤得厉害，接线员替她重复了三遍才让这边听清：船翻了，人没事，船没了。消息传开的时候，王老栓正蹲在合作社墙根底下补一只漏水的水桶，听到这话手里的凿子停住了，在桶沿上搁了好一会儿才继续动。刘彩凤从学堂那边跑过来，身上还沾着粉笔灰，进门的第一句话是人怎么样了，第二句才是船怎么样了。

到了傍晚，院子里已经聚了将近全屯的人。男人蹲在墙根下抽烟，女人三三两两地站着低声说话，孩子们被大人拦在院子外面，挤在院门口探头探脑。没有人组织，没有人通知，但消息像山风一样无声无息地吹遍了每一户人家，吹到晚饭前，所有人心里都知道了同一件事。

倪丽珍走进院子的时候，人群安静了一瞬。她穿着那件洗旧了的蓝布衫，头发没有像平时那样仔细拢到脑后，几缕散在耳边。她手里攥着一个布包，包口没系紧，露出里面一沓用皮筋扎起来的钞票边缘。她走上台阶，站在合作社正屋的门槛前，面朝着院子里黑压压的人群。

铁柱他们在海上出事了，船沉了，但人没事。她的声音不高，但清晰得连院子后面的人都听得见，合作社需要钱给他们重新买船修船，我和山林商量了，我家存款全拿出来，他不在家，我做主。

她打开布包，从里面取出那沓钱，放在合作社的桌面上。钱是零钞，十块的、五块的、两块的，有的边角磨得发白，有的折痕很深，是反复压过和抚平的痕迹。她放完了，把空布包折好收进口袋，站在桌边没有退开。

院子里安静了大约三四秒钟。然后王老栓站起来，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一卷用橡皮筋扎好的钱，走到桌边放在那沓钱旁边。我出五十。他声音有些哑，但没哆嗦。他旁边一个年轻后生也跟着站起来，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好的十块钱，我出十块，多的没有，等我下个月领了工分再补。

然后是李二狗，然后是赵寡妇，然后是孙会计，然后是老耿——他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零钱，五毛一块地码在桌面上，码完了又摸了摸裤兜，把最后一张皱巴巴的毛票也掏出来放上。一家出十块、二十块，有的把攒了一年的鸡蛋钱拿出来了，有的把给儿子娶媳妇存的零头拿出来了。铁柱媳妇站在桌子旁边收钱记账，笔尖在纸面上刷刷地走，她开始时还在忍，写了几笔之后眼泪啪嗒啪嗒掉在本子上，她擦了一把继续写，墨迹被泪水洇开了几个字。

院子外面的孩子们也被放进来了。林海走在最前面，身后跟着铁蛋、小山、李娃和巡逻队的其他人。他们每人手里攥着一小把零钱——有压岁钱、有帮家里干活攒下的工分钱、有卖蘑菇换来的毛票。林海把一把零钱放在桌上：妈，这是我的。给铁柱叔他们买新船。他放完了没有退开，和其他几个孩子并肩站在桌子前面，像一排刚刚学会站岗的小树苗。

倪丽珍低下头看着那些零钱。有一张五分钱的纸币被对折了两次，边角磨得起了毛。她伸出手把钱拢了拢，一把一把地收进布包里，手指在碰到那些零钱的时候微微停顿了一下。她合上布包，抬头看着面前这些围在一起的人，嘴唇动了一下，最终没有说出话来。

曹凤林站在人群后面，他没有往前挤。他在人群散开之后才走到桌边，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信封封口贴着一条窄窄的胶带，里面是一沓整整齐齐的钱——比在场大部分人拿出来的都多。他没有多说什么，看了一眼铁柱媳妇，又看了一眼桌上那沓正在不断变厚的钞票，然后转身走了。

夜里，合作社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倪丽珍坐在桌边，把白天收来的钱一张一张地重新清点。零钱按面值分类，五块一摞、两块一摞、一块一摞，毛票归在一起用皮筋扎好。她数了两遍，在纸上记了一个总数，然后搁下笔，把那沓钱在桌面上摆成了一个整整齐齐的方阵。

铁柱媳妇在旁边筛着一小簸箕花生，筛了半天也没筛出几粒来。她的眼睛还红着，但手已经不抖了。她看着倪丽珍把那堆钱归置好，开口说：嫂子，今天后晌我数钱的时候，手抖得握不住笔。后来看到林海带着那些孩子把零钱送过来的时候，我忽然就不抖了。

倪丽珍把最后一张五毛钱放进扎好的小捆里：因为你知道这钱不是一家的，是全屯子的。一个人抖的时候撑不住，全屯子的人一起撑着，就稳了。

铁柱媳妇没有再说话。她低头把手里的簸箕放下来，花生米在簸箕里轻轻晃了一下，发出一阵细碎的碰撞声。

同一晚，石塘湾的旅馆里，曹山林坐在窗台上。灯光把他的背影在墙上拉出一道长长的暗影，那道影子几乎要顶到天花板上。门外传来老谢经过时的咳嗽声，然后脚步声渐渐远了。码头方向传来缆绳被潮水拉紧又松开的吱嘎声。那片海在夜色中依旧是潮起潮落，看不出白天吞噬过一条船的样子，也看不出那五个人曾经在浪里挣扎过的任何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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