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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冷酷、多疑、只要求别人绝对忠诚，却不给任何人安全感的独裁者，可以制造服从，却无法建立真正的忠诚；可以让所有人低头，却无法让所有人在危急关头同心同德。
戴老板强势，徐主任温和。
但是，两人都极会权术，极会收买人。
毛主任因与戴老板同为江山人，又是同学，继而得重用，信任。徐主任也用了不少同乡、亲戚。
从委座始，国民党内部均有此风气。
蔡子坚也深谙此道，他逐渐分化、排挤徐文忠的人马，从汉口调来自己的心腹朱浩波、马雪，一个担任行动队长，一个担任财务科长。
专业、人事、财权。加上副站长黎明在情报科，达夫在总务室，他基本上牢牢掌控了上海站。
人事永远是第一位的。有了自己的人，下面才听你的，才能真正掌权，这就是权力的游戏。
蔡子坚终于长松了一口气。
徐文忠再不满，也大势已去，毫无办法。饶是他不停地跟徐主任打小报告，徐主任不为所动。
徐主任坚定地支持蔡子坚。
徐文忠帮他捞钱，蔡子坚帮他做事，尤其在马兰兰一事上，蔡子坚立了大功，这是国民党第一次得到共产国际在中国及东南亚的情况，意义非同小可。
在委座面前，着实给徐主任长脸，给调查科长脸。
同时，打击了戴老板，打击了特务处，打击了彭北秋。
这是徐文忠所无法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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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有钱有势的人会豢养，给他们装点门面、效劳的文人、食客、清客、门客。
孟尝君田文手下就有三千门客。
如《儒林外史》中“老帮闲”替人烧香、擦炉、教琴棋书画。
其中“清客”是帮闲中的精英，清代梁章钜用“十字令”精准刻画：“一笔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围棋，六出昆曲，七字歪诗，八张马吊，九品头衔，十分和气”
《金瓶梅》里的西门庆，身边就有帮闲。
最着名的就是应伯爵。
他并非生来贫贱，早年家里开绸缎铺子，家境殷实。家底败尽之后，他不肯做工经商谋生，彻底舍弃体面，做了依附豪门的帮闲，得了混名“应花子”。
花子，便是沿街乞讨之人，一语道破本质：他靠着放下尊严讨生活。
此人浑身皆是本事，却无一门用来安身立业。
蹴鞠、双陆、琵琶、猜拳无一不精，市井段子、风月秘闻张口就来，最厉害的本领是察言观色。
他不仅仅是凑趣解闷的玩伴，更是西门庆私下的经纪人。商户想要托西门庆放贷做生意、青楼女子想要攀附西门庆、旁人缺钱借贷，大多经由应伯爵牵线搭桥。
每一次撮合，他都会暗中抽取好处，一边捧着西门庆做大生意，一边悄悄填满自己的腰包。
书中经典奉承片段摘录:
1、西门庆升官设宴，众人纷纷恭维，应伯爵上前笑道：“哥如今官上加官，前程似锦，将来做大官，兄弟们也跟着沾光，往后出门在外，提起西门大官人，谁不敬重几分！”
几句话说得西门庆满面喜色。
2. 李瓶儿生子，西门庆喜不自胜，应伯爵赶来庆贺，极尽夸赞孩童样貌不凡，命中富贵，顺势开口讨要赏钱，西门庆大喜之下，直接赏了五十两银子。
3. 西门庆心绪低落沉默不语，满席安静，应伯爵立马讲几段市井笑谈，时而自嘲，时而打趣旁人，不消片刻，便哄得西门庆展露笑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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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如此，民国也不遑多让。
蔡子坚是少有的，同时与戴老板、徐主任私交极好的人，是那种很铁的哥们。
蔡子坚就是他们的帮闲。
戴老板、徐主任都好女人，蔡子坚就组局，两个女人加上他，陪戴老板打麻将，徐主任喜欢跳舞，他就让贝侠化身为舞女。
这两人怎么能不喜欢他？
徐文忠私下骂他是拉皮条的，比帮闲还进一级。
不过，蔡子坚为人有情有义。对男人，对女人都是如此。难怪那么多女人认同他。
包括贝侠都认他为朋友。
帮闲并不是谁都可以做的。真正的帮闲需具备“帮闲之才”，如金农（“扬州八怪”之一）能帮盐商圆诗词梗、维护面子，从而获得厚礼；反之，若只会“扯淡”（如《红楼梦》中的詹光、单聘仁），则会被权贵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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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有个思想家叫王韬：
寻花问柳40年，体验上百名妓后写下大尺度日记，传之后世。
王韬年轻时在苏州做秀才，家里日子过得紧，就跑去帮英国传教士翻译《圣经》，他没把这活当成混饭吃的差事，反倒是在翻书过程中慢慢明白了西方讲自由、讲平等的那套道理。
那时候多数读书人还在埋头背八股文，他却悄悄接受了启蒙思想。
这事听着有点特别，可其实挺自然，因为借宗教文本当跳板，反而更容易躲开清朝的思想审查，他比魏源还早几年就系统了解了西方文明，只是没什么人知道。
在1862年，他做了一件看似愚蠢却暗藏智慧的事，化名“黄畹”给太平天国的李秀成写信，建议攻打上海的方法。
这封信被清廷截获后，他成了全国通缉的要犯，英国领事偷偷将他送到香港，当时香港归英国管辖，清政府无法插手。
他在那里定居下来，为外国人工作，每天阅读外国报纸，接触新式机器和制度，这次逃亡看似狼狈，实则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思考中国未来的出路。
他晚年写了本《蘅华馆日记》，记录了四十多年逛青楼的经历，从上海到新加坡，再到日本和法国，外人觉得他老不正经。
但细看内容发现全是干货，他写东京某家妓院，姑娘们白天陪客，晚上整理街坊消息，相当于民间情报站，大阪高级窑子和警察暗中合作，谁闹事、谁欠债，她们先知道。
这些细节官府从来不记，可社会真实运行就靠这些灰色地带，他不是猎奇，是用亲身行动做社会调查。
在1875年，他就公开主张重视民众力量、推动变法自强，提出设立议会，兴办新式学堂，改革科举制度，发展工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