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到汉初形成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1958年6月3日颁布了农业税条例，并实施至今。这一古老的税种，已延续了2600年的历史。历史上，“皇粮国税”一直牵动着中国的兴衰。尽管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改革，以扩大纳税面，让有地产、有钱财的人多纳税，但由于吏治腐败，负担最终转嫁到农民头上。即使是屡被提起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也只是短暂的轻徭薄赋，历代封建统治者始终未能跳出农民负担越减越重的“黄宗羲定律”。

革命战争时期，广大农民用一辆辆装满粮食的小推车，“推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又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几十年来，农业税一直是国家财力的重要基石。据统计，从1949年至2000年的52年间，农民给国家缴纳了7000多亿公斤粮食，农业税也一直是国家财力的重要支柱。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国实行乡镇改革，把人事权、财政权、审批权下放给乡镇，给予乡镇更大的发展权，实现更大的乡村自治，以求迸发出更大的经济发展红利。农民交纳的税费有农业税、“三提五统两工”：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的提取；农村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费用的统筹；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等。

2004年，国务院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据统计，免征农业税、取消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可减轻农民负担500亿元左右，到2005年已有近8亿农民直接受益。2005年岁末免除农业税的惠农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让9亿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缴纳农业税的历史。

2006年2月22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枚面值80分的纪念邮票，图案充满深意:画面的上半部是一个大大的“税”字，其中第一笔是个麦穗，象征农业税;下半部如同被揭开的一角，揭开部分的白色背面印有“2006年1月1日全面取消农业税”字样，露出的底面上是蓝天、白云、彩虹和肥美的牛羊、绿油油的庄稼。小小的邮票，记录了中国一个古老税种宣告终结，也标注出亿万农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中国农业博物馆4号展馆里陈列着一尊青铜圆鼎——“告别田赋鼎”。这尊青铜鼎由河北省灵寿县农民王三妮用一年八个月时间自筹资金铸造，直径82厘米，高99厘米，重252千克，上书铭文560字，刻写了田赋也就是农业税的由来。铭文最后写道：“我是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万代歌颂，永世不忘。”

假如，竞选上岗的后龙山党委书记董江山如果能够未卜先知——看到这张邮票、这尊青铜圆鼎，他的眉头就不必紧锁，他的眼神就不必焦灼，他的心头就不必急火攻心——嘴唇起泡了。这天，他召开了乡党委政府联席会议。他神情严峻，声音沙哑，说道：“我接的是一个烂摊子，过去不少干部职工纪律涣散、各行其是、吃吃喝喝、寻衅闹事，现在，经过整治，比如推行全员聘用制、实行政绩考核、建立‘一支笔审批’制度、严格接待制度等，作风大有改观，用‘旧貌换新颜’、‘天翻地覆’来形容并不为过。齐书记，你是回龙山乡的老人，是纪委书记，你说说我这个评价是不是恰如其分？”

纪委书记齐彬说：“董书记主政后龙山后，用一句歇后语形容最恰当，孙猴子跳出水帘洞——好戏在后头。”

董江山说：“我来后龙山，不是为了当官，是为了做事，说句大话，是为了改变后龙山乡的面貌来的，为了后龙山乡的人民群众谋福利来的。这么大的一个乡，在乡政府所在地，连一个农贸市场都没有，这怎么行？后龙山村只有一条像样的巷子，但不能通机动车，商贸怎么能发展起来？所以，我当党委书记后，第一件事是整顿机关纪律作风，第二件事就是建乡农贸市场和能通机动车的新街。现在，新街的建设已开始动工，农贸市场已经建好。这农贸市场虽然简易，几根架子搭成的，盖的是石棉瓦，墙是铁皮做的，但，有它总比没有好。进富，你是管财贸、农林的，你说说呢？”

副乡长李进富仍是一副弥勒相，以惯有的幽默说道：“刚才纪委书记齐彬同志用歇后语回答董书记的提问，我这人喜欢创新、不走老路，用一句顺口溜来回答老师的提问，请同学们评价我这个学生的水平高不高。这句顺口溜是：农贸市场大天地，农民增收好生意。”

大家听后，都笑了起来。

董江山那神情严峻的脸，露出了轻松的笑容，继续说道：“我请进富同志管财贸，财务签批权却不给他，由我自己管，为什么呢？不是我不信任进富同志，而是怕他压不住阵脚，开不了后龙山乡政府的大门啊。大家清楚，上届班子留下的外债高达40多万，穷得政府食堂都揭不开锅，来了客人就到饭店去赊吃。世辉，你好客，到饭店赊吃了几多？”

副乡长汪世辉说：“董书记，你可冤枉我了，不是我好客，政府食堂不开锅，客人又不可能自背饭锅下乡，我躲到一边去让客人吊在灶壁上吃空气，行吗？人家把我汪世辉骂死了不算，下回到县里找他们办事，谁还理我？董书记，你可不能拿这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跟我算账，天地良心，我现在可都是在政府食堂招待客人，不信，可以问问大内总管。”

党委委员兼党政办公室主任李五保说：“汪乡长是把客人往政府食堂带的。”

汪世辉故意吐了一口气，摸摸胸前，说：“吓死人！好得有大内总管替我作证，否则，我这个光头副乡长也当不成了。”

董江山笑了，说：“如果你违反规定到外边吃，副乡长这顶帽子也不是我说拿掉就能拿掉的，不过饭账你自掏腰包，我是不会签字给你报销一分的。这个穷家，我只能这样管。雷副书记，你是管党群的，我说得有道理不？”

副书记雷生说：“董书记，你说得没错，科级干部的人事权在县委。虽然现在搞优化组合，党委书记有组合的权力，但这是提名权、建议权，最后干部能否任免还在县委那里。”

董江山点点头，继续说道：“我们有两个乡办企业，但都不景气。军生，你是管企业的，你说说企业经营情况。”

党委委员、副乡长江军生说：“茶叶精制厂，日子还过得去，没有外债，但也没有什么利润。磁性厂，由于产品质量上不去，销得不好，价格也卖得低，所以，开了工人的工资、缴了税收后，不但没有一分利润，反而亏了一个大窟窿，外面采进的原材料货款还欠了许多。”

董江山叹了一口气，脸上飘起了乌云，说：“我是恨不得把一张钱撕开几截来用，可是，光节流还是不起作用啊。所以，要开源。乡办企业，大家知道，要想把它搞上去，不是一会儿的事。眼下怎么办？我们只能迎难而上，把农业税、特产税、三提五统收上来。按县财政局核定，我乡农业税4439万元、特产税4429万元、屠宰税10万元、乡统筹222万元、村提留8万元，合计12888万元。全乡农业人口有15832人，二轮田地（包括茶叶）承包面积12664亩，人均负担814元，亩均负担10177元。”

副乡长李进富说：“还有一块硬骨头，城北线公路的两期集资款。城北线公路建设是县里的重点工程，我记得三四年前开工的，现在工程已经扫尾了。当时县里最初规定，全县工作人员每人集资100元，农村每个劳力出10个义务工，后来又增加了10个义务工，不愿出义务工的，也可以交钱，每个工折抵5元。是出工还是交钱，当时乡领导征求村干部的意见，村干部说回龙乡距县城远，要农民出工不现实，也花不来，不如选择交钱的方案。可是，后来，向农民收这笔钱，农民不肯交。”

董江山又叹了一口气，说：“这事，我知道。我来回龙山乡当书记，时间这么短，城北线公路指挥部打我的电话不少于3次，催我们尽快缴这笔款。”说到这里，他环视班子成员，皱着眉头，接着说道，“所以，当下的燃眉之急是要把这些税费和城北线公路集资款尽快收上来。”

纪委书记齐彬摇摇头，说：“税收好收，三提五统和公路集资款难收。过去，我们也组织人员到农户家收过，但没有什么效果。”

董江山的眼睛看着梁新，说：“你是武装部长，也算是个军人，你有信心把税费收上来吗？”

梁新和董江山的关系像“忘年交”，梁新敬重董江山的朴实、担当，董江山敬服梁新的正直、好学。梁新常看到董江山背着一个黄背包、脚穿解放鞋走访山村或到新街工地劳动的身影；董江山常看到梁新除了工作就是学习、调研的身影；俩人有点惺惺相惜、志同道合的味道。所以，当董江山问梁新有没有信心把税费收上来时，梁新不想敷衍回答，而是以替董江山分忧的角度考虑问题、分析问题。

梁新说：“董书记，清收税费和公路集资款要实事求是，工作要做得扎实，尽量让农民心服。比如，我下乡听到农民不少议论，对征缴生猪屠宰税的方案就有意见。去年，我乡以按人口摊派的办法将征缴生猪屠宰税任务下到村委会,农民说‘猪头税’变成了‘人头税’，结果农民不是不愿交就是交不起，全年只收了19万元，与计划征缴数相差约8万元。所以，今年我们要总结教训,改变工作方法,在把‘生猪屠宰税据实征收责任状’签到各村委会、村小组、养猪户的基础上,再组织人员进行全乡生猪普查,逐村、逐户调查猪龄和头数,由此建立屠宰税档案,最后据实征收。这样做，我相信农民就没有意见了，而且屠宰税的收入恐怕比老办法还要多些。当然，这样做，工作量大点，但是，值。”

董江山说：“梁新会动脑筋，出的主意很好。‘猪头税’变成‘人头税’，的确要不得。还有什么意见？”

梁新说：“去年全县农民人均收入2016元，我乡农民人均收入在全县排在中等偏下的位置。在座的都清楚，这个数字是有水分的。我乡有些自然条件差的村、组，他们的年人均收入只有五百元上下。前段时间，我听到住在乡政府隔壁的一个农妇哭了一个晚上。我心里纳闷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第二天就到她家去了解，才知道她哭的原因：死了一头专门用来生小猪的猪娘。我说：‘一头猪娘死就死了，又哭不回来，这么哭干吗。’她说：‘ 一头猪娘抵得上一个正劳动力啊。’她叫江观凤，老公死得早，有两个儿子，一个读初中，一个读小学，住着一个很小的平房，家徒四壁啊，家里没有任何电器，连电风扇都没一个。所以，我建议像这样的贫困户，要给予照顾，在征收税费时，要适当减免或缓缴。”

副乡长汪世辉说：“我同意梁部长的意长。有的农民生活的确很苦，不从实际出发，会出大事的。我听说，我省有个乡政府，在征缴税费时不讲究方法，给一个有意见的农民办学习班，那个农民从乡里参加学习班回家后不知怎么搞的死了，他的亲朋一百多人到乡里兴师问罪，那个乡长没来及逃跑，居然被怒火中烧、失去理智的村民活埋……”

董江山一声大喊：“汪世辉，报纸、电视报道了这事吗？”

汪世辉：“没有。”

董江山说：“没有，那就是造谣。你作为一名副科级党员干部，一是不能信谣，二是不能传谣。”

汪世辉说：“董书记批评得对，坚决改正。”这回他倒不说“吓死人”了。

最后，董江山作了总结：“征收税费工作，一要依法征缴，二要态度坚定，三要措施有力，四要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