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要早一些。广东省某市的老城区里，梧桐树的叶子已经密密匝匝地铺满了枝头，阳光透过叶子的缝隙洒下来，在地面上晃出一片碎金似的光斑。街边的肠粉店冒着白腾腾的热气，老板娘操着一口浓重的粤语招呼客人，油烟味和米香混杂在一起，顺着风飘出去老远。

这是四月里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下午，气温二十出头，不冷不热，街上的人懒洋洋地溜达着，谁也不会想到，就在这条老街尽头的某栋居民楼里，一场令人脊背发凉的噩梦正等着被人撞破。

那栋楼有些年头了，外墙贴着那种老式的白色方形瓷砖，但经过多年的日晒雨淋，不少瓷砖已经开裂脱落，露出底下灰扑扑的水泥墙体。楼下的铁防盗门锈得不成样子，门锁早就坏了，用一根铁丝随便拧着，稍微用点力就能推开。楼道里光线昏暗，灯泡碎了也没人换，墙壁上层层叠叠地贴满了疏通下水道、开锁换锁、办证刻章之类的小广告，有些已经泛黄卷边，新的又压在上面，糊得密密麻麻。

负责这栋楼清洁工作的女人姓张，四十出头，大家都叫她张姐。张姐是湖南人，嫁到广东这边快二十年了，丈夫在工地上打零工，两口子收入不高，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她在这片老城区做了将近三年的保洁，每天骑着一辆二八大杠的旧自行车过来，车后座绑着水桶和拖把，车把上挂着几个破布袋子，里面塞着抹布、清洁剂和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张姐为人老实巴交，干活也细致，从来不偷懒耍滑。房东们信得过她，把钥匙都交给她保管，哪个房间该打扫了，她自己心里有数，按时按点地过去收拾。她在这条街上进出惯了，街坊邻居都认识她，见了面还会点头打声招呼，偶尔聊两句家长里短。

那天下午两点多，张姐跟往常一样骑车到了楼下。她锁好车，拎着那堆工具上了三楼。当天要打扫的一共有三间房，都是空着的，租客搬走之后房东还没来得及往外租，让她先收拾干净。前两间都挺顺利，无非是拖拖地、擦擦桌子、把垃圾清走，窗户打开通通风。干完两间，张姐出了一层薄汗，站在楼道里歇了口气，喝了口自带的白开水，然后掏出钥匙去开第三间的门。

这第三间是303室，跟前面两间不太一样，这里面是有租客的。租客是个年轻男人，张姐见过几回面，瘦高个儿，皮肤偏白，眼睛挺大，看上去不到三十岁的样子，说话带着外地口音。那个男人平时不怎么跟邻居来往，进出都低着头，脚步很快，好像不太愿意跟人对上视线。房租倒是交得挺及时，每次都是提前几天就打到房东账上，水电费也没拖欠过。房东跟张姐提过一句，说这人还算省心，就是不大好打交道。

张姐也没多想，租客什么样的人都有，她只管把卫生搞好就行。她把钥匙插进锁孔，转了半圈，一声，门开了。

推开门的瞬间，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扑面而来。那味道又臭又腥，像是肉放了太久变质发烂的气味，又混着某种酸涩的、让人喉咙发紧的化学气息。张姐下意识地皱紧了眉头，抬手在鼻子前面使劲扇了扇，可那气味浓得粘稠，像是直接糊在了鼻腔黏膜上，怎么挥都挥不散。

搞什么名堂嘛...她嘟囔了一句，换了拖鞋迈进门。屋子里乱得不像话，靠门口的鞋柜上扔着两只臭烘烘的运动鞋，鞋底沾满泥巴。客厅的折叠桌上摊着几个吃剩的泡面桶，汤已经干了，面条粘在桶壁上长出一层灰绿色的毛。桌上还有两瓶喝了一半的白酒，瓶口没盖，里面落了灰。地上散落着十几根烟头，有的踩扁了，有的还带着焦黄色的滤嘴，跟揉成团的纸巾混在一起，乱七八糟地铺了一地。

张姐叹了口气，先把窗户推开通风。窗框有些卡滞，她使劲推了两下才推开一条缝，外面的空气灌进来，总算冲淡了一点屋里的臭味。她又转身去收拾床铺，那张床是普通的铁架单人床，床头靠着墙壁，上面铺着一张洗得发白的花床单，枕头瘪塌塌的，被子胡乱堆在床尾，没有叠。

张姐弯腰去捡掉在床边地上的一个空易拉罐，身子低下去的时候，那股臭味忽然变得更加浓烈了，直冲脑门，熏得她胃里一阵翻腾。她心里开始打鼓了，弯腰的动作停在那里，目光不由自主地往床底深处瞄去。

床底下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但她隐约觉得那里边好像堆着什么东西，轮廓有点模糊，不是平常那种杂物箱子或塑料袋的形状。她犹豫了好一会儿，咽了口唾沫，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功能，然后趴在地上，把手电光往床底照了过去。

惨白的光束刺破黑暗的那一瞬间，张姐看到了她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一幕。

那是一张女人的脸。

脸朝侧面歪着，枕在自己散乱的长发上，头发黑黢黢的，有几缕被暗红色的液体粘在了脸颊上。皮肤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灰白色，像放久了的石膏像，嘴唇微微张开，露出两排牙齿，嘴角还挂着一丝干涸的深色痕迹。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是那双眼睛，没有完全闭上，半睁着，瞳孔涣散地对着虚空的方向，像是死前最后一刻还在看着什么，看着某个她至死都没能看清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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