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快亮的时候郑耀先醒了一次，看窗外还是灰蒙蒙的，又合上眼眯了一小会儿。再醒来时已经是早晨六点四十。他起身后照例用冷水洗了脸，对着镜子刮了胡子。刀片在皮肤上刮过时发出细微的沙沙声，让他整个人清醒了不少。今天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每一件都必须做得自然、从容，不能露出半点赶时间的痕迹。

他先下楼去街口的小摊上买了豆浆和粢饭团，坐在摊边的长条凳上慢慢吃完。摊主是个五十来岁的苏北女人，正和旁边卖葱油饼的男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郑耀先听了几句，无非是最近米价又涨了，伪政府在苏州河那边设了新的卡子，过往的小贩都要交过路钱。他吃完了朝摊主点点头，起身往电车站走。清晨的阳光从梧桐树叶间漏下来，落在湿漉漉的街面上，碎成一片片淡金色的光斑。

到了情报处以后，他先把郭福生叫进来，问了问昨晚对周济生行动队外围观察的情况。郭福生说，昨晚周济生的人去了两处地方，先是江湾方向的一个棚户区，待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出来时带走了两个人。后来又去了十六铺码头，在几条渔船上翻腾了半宿，天快亮才收队。那两个人被带到了76号行动队的审讯室，具体是什么人还没查清楚。郑耀先听后想了想，说：“继续盯着。尤其注意他们最近有没有带着两个崇明船工去指认什么地方。另外，昨天佐佐木的人在宝山路有没有动作，也一起摸一摸。”

郭福生应下后出去了。郑耀先坐在桌前把今天上午需要处理的文件尽快批完，然后开始起草一份请假报告。他给山本的理由是：苏州河北岸的追查工作暂时进入瓶颈，林福生行踪不明，需要在杭州和苏州之间跑一趟，查一查这条线上的旧关系，看能不能找到关东军残余物资转移的落脚点。他刻意没有把请假的时间和目的地写得太过具体，只说预计离开五到七天，期间情报处工作由副手暂代。写完后他看了一遍，觉得措辞得体，既没有过分强调事由的紧迫性，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急切离开的意思。他放下笔，把报告装进一个印有情报处抬头的信封里，准备等山本上午的会议结束后再递上去。

九点钟左右山本办公室的河野少尉来电话，说今天上午山本课长不在特高课，去虹口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参加一个联席会议了，估计要到下午才回来。郑耀先心里盘算了一下时间。山本不在，他正好可以利用上午的空档去一趟白俄餐厅，把昨晚准备好的那封信交给老郭安排的人。他收拾了一下桌面，拎着公文包出了门。

白俄餐厅的早晨还没开始营业。郑耀先从后巷进去时，后厨的帮工阿贵正好在往煤球炉里添火。阿贵是赵简之一个远房表弟，憨厚老实，知道郑耀先是谁但从来不多问。郑耀先把信交给阿贵时说：“这封信今天中午之前送出去，给老郭的人。别耽搁。”阿贵把信折好塞进围裙内侧的口袋里，低声说：“郭叔的船昨晚已经到十六铺了，今天下午卸完货就开回去。东西能赶上。”郑耀先点点头，又跟他对了一遍暗号。确认无误后从后巷离开。

走到巷口时他忽然停住了脚步。对面马路边停着一辆黑色的旧福特车，车窗半开，一个穿灰色西装的男人正靠在车边抽烟。那个人郑耀先没见过，但直觉告诉他对方不像是普通路人。他没有继续朝那个方向走，而是侧身拐进了另一条更窄的弄堂。上海的弄堂四通八达，他左拐右拐走了五六分钟，确定身后没有人跟上来后才走出弄堂，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等客的黄包车。他让车夫先去四川路桥，再沿北苏州路兜了半圈，最后才回到76号附近下车。这样做虽然费时间，但在眼下这个节骨眼上，每一步多绕些路都是值得的。

中午他在情报处旁边的一家小馆子里吃了碗雪菜肉丝面。正吃着，黄烈也进来了。黄烈看见他后端着碗坐到了他对面，两个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几句。黄烈问起周济生昨晚抓人的事，郑耀先只说听说了，具体情况还要等行动队的通报。黄烈低声说：“昨晚抓的那两个人，听说是给法租界一个白俄人跑腿的。可能和电台零件有关。周济生这次是真想在你那个阿布拉莫维奇身上做文章。”郑耀先夹了一筷子面，不紧不慢地说：“阿布拉莫维奇不是我的什么人，是一个被我们监控的商人。周队长要查就查，查出来的东西是真是假，山本课长自有判断。”黄烈笑了笑，不再说话。

下午一点多，河野少尉打电话通知说山本回来了，让郑耀先过去。郑耀先带上请假报告和一份关于近日闸北追查工作的简报去了山本办公室。山本刚开完会，军装外套搭在椅背上，领口松开了两颗扣子，脸色有些疲惫。他让郑耀先坐下，自己点了一支烟，吸了两口才开口：“海军那边的会议开了三个多小时。佐佐木的人在宝山路有了新发现，你要不要先听听？”

郑耀先心头微动，但面上只是微微倾了倾身子，说：“请课长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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