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简之走了以后，郑耀先又在巷子里站了很久。夜风从苏州河方向一阵阵刮过来，把巷口电线杆上的旧标语吹得哗哗响。他没有马上回商行，而是沿着海宁路向西慢慢走。路上行人已经很少了，偶尔有几个拉夜车的黄包车夫缩在路边抽烟，烟头的红点像深夜里困倦的眼睛。他走得不快，脑子里反复推敲着赵简之刚才说的那番话。

王福生和张士超的司机在善钟路的剃头店里碰面，这个细节太关键了。剃头店不是饭馆也不是茶楼，那种地方去的都是街坊邻里，生人不多，谈事情反倒比公开场所更隐蔽。张士超的司机姓金，在副站长身边干了几年，如果王福生只是跟一个司机有私交，也许还可以用同乡之类的理由解释。但这两个人分属机要室和副站长办公室，两个敏感岗位的人私下碰面，而且时间恰好是在重庆特派员来上海之后，海军情报被改事件浮出水面之前，这绝不能简单看成是巧合。

郑耀先决定再跟王福生一段时间，但不再只限于观察他的日常行踪，还要摸清他跟张士超那边到底传递了多少东西。他有一种直觉，王福生可能不止改了“朝风”号坐标这一处。徐百川近期发往重庆的若干份电报里，也许还藏着其他被动手脚的数据。如果真是这样，郑耀先和徐百川面临的危机比目前看到的还要严重得多。重庆方面如果继续收到被篡改过的情报，戴笠对上海站的整体信任会迅速下降。毛人凤那帮人就可以趁机说徐百川领导不力、郑耀先情报失真，甚至更进一步，说上海站内部已经不可靠，必须由重庆直接派员接管。到那时候，郑耀先在军统内部的日子会变得极其艰难。

快到商行时他拐进了一条小弄堂，从后门进了院墙。上楼时他把脚步放得极轻，经过二楼会客室门口时停顿了一下。那间会客室里仿佛还残留着前几天陆中和马先生夜里来访时的紧张感。他摇摇头，继续上了三楼。进门后他脱下外套挂在门后，走到书桌前坐下，从抽屉里取出一本《辞源》放在手边。这是他常用的一个掩护道具。如果有人在监视他，他拉开灯看一会儿书，更像一个普通单身汉的夜生活。他翻到“海”字部，就着台灯一行一行看下去，心里却仍在盘算。

他需要尽快弄到一份王福生近期的值班表和经手文电清单。但情报处跟军统上海站之间没有直接的行政关系，他不能通过76号渠道去查。只能靠宋孝安和徐秋影从站内入手。宋孝安昨天去档案科调档时已经惊动了徐秋影。徐秋影这个人谨慎心细，如果她发现了什么，也许会主动来找郑耀先。郑耀先对徐秋影有一种难以言明的感觉。她的履历干净得几乎完美，工作能力很强，平时话不多，和站内各派都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这样的一个人，要么真是心思纯正，要么就是藏得太深。

第二天上午，郑耀先照常到情报处。一进门就看见外勤组的人正围在公告栏前小声议论。他走过去问了一声，外勤组长说：“郑处长，昨晚鬼子的无线电监测车在杨树浦一带转了大半夜，抓了三个在货栈里偷偷发电报的人。今天早上人都押到特高课去了。”

郑耀先心里一紧，脸上不露声色：“知道是什么人吗？”

外勤组长说：“现在还不清楚。听那边传过来的消息，说那三个人都是中国人，被抓的时候正在用一台便携式发报机给外头发报。特高课怀疑他们跟关东军残余的通讯网有关。佐佐木队长已经在审了。”

郑耀先听完后没再多问，回了办公室。他关上门坐到办公桌前，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凉水。杨树浦货栈里的秘密电台，这与他安排给苏军情报局的传递线不是一条。老郭的药材队走的是水陆混合运输，发报也是在根据地的中转站进行，上海这边只负责物理夹带，不需要动用无线电。但他不敢掉以轻心。鬼子最近的反无线电行动越来越猛，说明特高课和海军方面都在加码，整个上海的情报交通线都处在高压之下。被抓的三个人虽然暂时不知道是什么底细，但一旦被佐佐木撬开了嘴，说不定会咬出一些别的线索来。上海的地下组织往往彼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人既是交通员又是情报员，牵扯起来就是一串。

他准备等会儿让阿六通过码头工人那边打听一下那三个人的身份，看是不是跟军统或者中统的人有关。如果不是自己这边的人，他还可以稍微松口气；如果是，就必须立刻采取隔离措施，防止整条线被鬼子顺藤摸瓜。

中午时宋孝安给郑耀先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说下午三点在南京路上一家西服店试衣间碰面。郑耀先记下地址后没有多问。他知道现在电话很可能已经被技术课监听，对方能听到的只有几句平常的商务邀约。他放下电话后继续处理文件。手边有一份关于闸北地区民间电台使用情况的调查表，是特高课技术课今早转来的，要求情报处协助对部分无证电台的持有者进行跟踪调查。郑耀先把表上的名字和地址快速看了一遍，没有发现跟自己关系密切的人，便交给内勤去安排。他还特别叮嘱内勤，这件事只是协助性质，不要主动扩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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