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群在会议室里当众亮出那份华北旧档之后，郑耀先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在情报处办公室里处理日常公务，批阅了六份排查报告，接听了四通工作电话，还抽空指导冯德昌修改了电磁环境图中两处技术参数的标注格式。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维持着情报处副组长应有的职业状态，没有任何人能从他的外表上读出会议室里那场交锋留下的任何痕迹。但在这层滴水不漏的职业外壳之下，他大脑中的另一套分析系统正在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运转，将会议室里每一个细节反复拆解、重组、推演。

李士群在会议上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他没有直接指控郑耀先通共，甚至连“郑耀先”三个字都没有完整说出，只用了一个“郑某”。这个措辞看似留有余地，实则比直接指控更加恶毒——直接指控需要确凿证据，而含糊其辞的暗示既能在宫本心中种下怀疑的种子，又不需要承担举证的责任。更关键的是，李士群在会议上反复强调这份档案“年代久远”“供述可靠性需要打折扣”，这表面上是在替郑耀先说话，实际上是在堵宫本的退路——他先把证据中的瑕疵自己说出来，让宫本无法以证据不可靠为由直接驳回，因为李士群已经“客观”地评估过证据的缺陷了。这种以退为进的手法正是李士群最擅长的审讯策略，他曾经用它撬开过不止一个顽固抗日分子的嘴。

但李士群在会上犯了一个不易察觉的错误。他在翻开档案时手指指向的那段红笔划线文字中提到了“康德七年春”。康德七年是一九三九年，而郑耀先在警察学校的修业时间是康德六年到八年，涵盖了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〇年。如果陆汉卿在一九三九年春天以中医身份为警察学校学员进行体检，那么这份体检应该在校医室的统一安排下进行，校医室必然会有相应的体检记录存档——体检名单、体检项目、体检医生的签名，这些都是标准的学生体检档案内容。但郑耀先清楚地记得，他当年在警察学校期间参加的每一次体检都是由校医室的两名在编医师执行的，从来没有一位姓陆的中医出现在体检现场。李士群手中的证词声称陆汉卿曾为警察学校学员体检并与“郑某”密切往来，这个说法至少存在两个疑点：第一，校医室的体检档案中是否有陆汉卿的签名；第二，那位马教官在何种情况下提供了这份证词——是在被捕审讯中屈打成招，还是在主动投敌后编造情报以邀功请赏。

马教官这个名字郑耀先有印象。他姓马，叫马文忠，是警察学校刑事侦查课的教官，四十多岁，山东人，身材魁梧，讲课声音洪亮，在学生中口碑不错。郑耀先在警察学校修业期间上过他的课，但两人的交集仅限于课堂上的正常教学互动，没有任何私人交往。马文忠在郑耀先毕业后的第二年因为涉嫌参与抗日活动被哈尔滨特务机关逮捕，此后音讯全无。如果李士群手中的证词确实是马文忠在被捕审讯中提供的，那么这份证词的可信度就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一个在特务机关酷刑之下做出的供述，其内容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多少是被拷打出来的，多少是审讯者引导出来的，根本无从考证。

但宫本不会管这些。宫本要的是结论，不是学术考证。他给了郑耀先一个“核实期间不暂停职务”的承诺，但这个承诺是有前提条件的——核实结果不能证明档案中的“郑某”与郑耀先有关联。一旦李士群从哈尔滨调来了更多辅助证据——比如一份带有郑耀先照片的体检记录，或者一份由马文忠亲笔签名的指认材料——宫本的承诺就会像一张被雨水浸透的纸一样碎裂。

郑耀先决定在核实程序正式启动之前做两件事。第一件是搞清楚马文忠在哈尔滨特务机关被捕后的完整经历——他是否还活着，如果活着现在关在哪里，如果死了他的审讯记录保存在哪里。第二件是搞清楚陆汉卿在一九三九年春天是否真的以中医身份在警察学校出现过，还是整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一份被刑讯逼供出来的虚假证词。

第一件事他需要借助东北抗联在哈尔滨的情报网络来完成。“老林子”已经在为调包胶片库的事做准备，可以让他顺带查一下马文忠的下落和审讯记录的保存位置。第二件事则是只有一个人能给他最准确的答案——陆汉卿本人。陆汉卿已经安全抵达苏北根据地，他完全记得自己在哈尔滨时期每一次以中医身份掩护地下活动的具体细节。如果陆汉卿确认自己从未在一九三九年春天去过警察学校做体检，那么整份华北旧档的核心证据就被从根本上证伪了。但问题在于郑耀先与苏北之间的无线电联络目前处于分段发送的状态，要完成与陆汉卿的直接问答需要至少两轮通讯，每轮拆成多段发送、每段间隔数小时，加上解码和转译的时间，最快也需要三到四天。而李士群的核实工作不会等他三四天——吴世宝的人可能今天下午就已经出发去调阅校医室的体检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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