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宝拿着调查令离开情报处办公室之后，郑耀先在办公桌前坐了整整五分钟没有动。

他的手指按在刚签完字的交接记录上，目光落在吴世宝留在桌上的那张问题清单的副本上。六个问题，每一个都指向圣母院路排查中的程序细节，措辞看似公事公办，但问题的排列顺序暴露了吴世宝真正的意图——前三个问题都是关于济世堂药房的，后两个问题关于他单独行动的时间段，最后一个问题才是关于排查标准流程的。这个顺序说明吴世宝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济世堂药房，其他问题不过是用来掩人耳目的陪衬。

李士群派吴世宝来查济世堂，说明李士群手里已经有了关于济世堂的某些情报。这些情报的来源无非是三个渠道：一是特高课通过无线电测向发现了圣母院路一带的可疑信号，信号源的大致范围覆盖了济世堂所在的街区；二是陆中在被调查的过程中为了转移视线，故意向76号泄露了关于济世堂的线索——陆中手里确实掌握着一些关于郑耀先与济世堂有来往的模糊情报，虽然不足以直接证明郑耀先通共，但足够引起李士群的警觉；三是徐秋影被捕后在审讯中提到了某些与圣母院路有关的信息，佐佐木将这些信息转交给了76号。

郑耀先拿起桌上的内部通报又看了一遍。通报上关于荣记货栈遇袭的内容他已经逐字逐句地分析过了，山本要求情报处在四十八小时内查明军统情报来源，宫本则在同一时间发起了对76号内部的秘密排查。这两件事在时间上高度重合，说明山本和宫本都认为荣记货栈的暴露源自于内部泄密。而李士群在这个节骨眼上派吴世宝来查济世堂，很可能是在配合宫本的内部排查——李士群想证明情报处的副组长与军统有关联，这样既能向山本邀功，又能借机打击76号内部不属于自己派系的势力。

郑耀先在76号的处境，表面上是情报处副组长，实际上始终是一个外人。李士群的心腹班底是吴世宝的行动队和秘书室的几个亲信，丁默邨虽然名义上是主任但在实权上被李士群架空，情报处处长黄烈是个老好人谁也不得罪但也保不住谁。郑耀先能在这个狼窝里安然待到今天是靠三样东西：宫本对他的基本信任，山本对他的有限认可，以及他自己滴水不漏的处事方式。但这三样东西中的任何一样都不是牢不可破的——宫本的信任建立在郑耀先从未出过差错的基础上，一旦济世堂的问题被坐实，这份信任会在瞬间崩塌；山本的认可更脆弱，那不过是山本在利用一个能干的中国人替他做事，随时可以收回；至于他处事方式的滴水不漏，在吴世宝带着搜查令翻箱倒柜的时候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必须主动出击。在李士群和吴世宝还没有拿到实质性证据之前，先给他们一个合理的解释来消除对济世堂的怀疑。这个解释不能是他自己去说，必须让李士群从另一个更权威的渠道听到——而这个渠道只能是宫本。

郑耀先站起来走到周济民的办公桌前。周济民正在整理安德森案件的相关材料，看到他过来立刻停下手中的笔。郑耀先压低声音对他说：“你现在去一趟档案室，把济世堂药房经营人陆汉卿在日侨管理处的全部备案记录调出来，包括他的中医执业资格证书副本、每年的经营许可证年检记录以及在法租界公董局卫生处的药品采购备案。如果档案室的人问你为什么要调这些，你就说是情报处在做圣母院路排查的补充材料，需要进一步完善低风险对象的档案。”

周济民点了点头，又问了一句：“陆汉卿的备案记录我记得上个月就调过一次了，档案室的人会不会起疑？”

“就是要他们起疑。”郑耀先说，“你调完之后不要直接拿给我，先把档案放在档案室的前台上登记，让档案室的人都能看到你在做什么。然后在登记簿上注明这些材料是根据宫本顾问的要求补充的排查档案——记住，要在登记簿上写上宫本的名字。”

周济民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郑耀先的用意。在登记簿上写宫本的名字，等于在76号内部的档案记录中留下了一条线索，将来任何人查阅这份档案都会看到济世堂药房的材料是根据宫本的要求调取的。这样一来，吴世宝如果再拿济世堂的事来找茬，就必须先去问宫本——而宫本不可能承认自己从未要求过补充这些材料，因为那等于承认有人在冒用他的名义行事，这会让他丢面子。宫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最可能的选择是默认这件事确实是他授意的。

这是典型的借刀挡箭——用宫本的面子来挡住李士群的刀子。宫本和李士群之间的关系并非铁板一块，宫本作为特高课派驻76号的顾问，在公开场合从不掩饰对李士群的戒备。李士群也不敢轻易得罪宫本，因为宫本背后是山本和整个特高课系统，李士群在76号的权力再大也大不过鬼子。只要宫本不主动推翻济世堂的排查结论，李士群就找不到继续追查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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