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明远的四十八小时倒计时如同一把悬在头顶的刀，但郑耀先知道，真正的危险从来不只来自一个方向。

从商行出来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法租界的路灯在薄雾中晕开一圈圈昏黄的光晕，弄堂口的铁质垃圾箱旁蹲着一只瘦骨嶙峋的野猫，听到脚步声后警觉地竖起耳朵，随即窜进了黑暗里。郑耀先压低礼帽的帽檐，沿着霞飞路北侧的人行道快步行走，皮鞋踩在潮湿的青石板上发出轻微的咯吱声。他选择了一条绕远的路——先经过圣母院路再折返，这条路线会经过四处可以临时改变方向的岔路口和三处适合观察身后是否有人跟踪的拐角。

在法租界与公共租界交界处的那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俄国面包房前，他停下脚步，借着玻璃橱窗的反光观察身后。橱窗里陈列着黑面包和几块已经发硬的奶油蛋糕，玻璃上映出一个穿着深灰色呢子大衣、戴着同色礼帽的中年男子的身影，那人站在对面马路的电线杆下，正低着头点燃一支烟。郑耀先认识这张脸——76号行动队的便衣探员，姓马，是吴世宝手下的跟踪好手，绰号“马尾”，因为他在跟踪目标时从不断线。

马尾出现在这里不是巧合。郑耀先在情报处办公室批阅文件时就注意到了两个细节：第一，今天下午行动队的签到簿上马尾的名字后面标注的是“外勤”，但吴世宝的行动队今天并没有安排法租界方向的公开任务；第二，周济民在下班前提了一嘴，说行动队那边今天新到了一批德制微型相机。这两个信息拼在一起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吴世宝在派人跟踪自己，而且不是一般的跟踪，是带了拍摄设备的取证式跟踪。

郑耀先没有回头，也没有改变步速。他走进面包房买了一个纸袋装的黑面包，付钱时用俄语跟店主寒暄了两句——他的俄语带着哈尔滨口音，这是在哈尔滨警察学校时跟白俄教官学的。店主是个头发花白的白俄老太太，听到乡音后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多送了他一块杏仁饼干。郑耀先道谢后推门出来，余光扫到马尾已经不在电线杆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穿藏青色棉袍的女人站在对街的布店门口假装看橱窗里的布料。换人了——马尾跟了三条街之后换了一个女搭档接力跟踪，这是标准的交替跟踪队形，说明吴世宝至少派了三到四个人。

76号内部有人想查他的底。吴世宝是李士群的铁杆心腹，而李士群对76号内部所有跟军统有过接触的人都持怀疑态度。郑耀先在被调来76号之前，公开履历上写的是“原维新政府内政部警务处专员”，这个身份是戴笠通过伪政权内线精心安排的，档案齐全、履历清晰、人证物证一应俱全。但李士群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人——他用人从来不只看档案，而是看这个人在危机时刻的本能反应，看他在被人暗中跟踪时的应对方式，看他下班之后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有没有固定的习惯和规律。

吴世宝的跟踪队已经跟了至少三天了。郑耀先在心里迅速回溯了这几天的行程，确认自己没有暴露任何可疑的举动——商行那边他是以“合伙经营药材生意”的名义偶尔进出，赵简之和宋孝安跟他接头都是在商行三楼的内室，那间屋子的窗户朝向弄堂后巷，正门方向根本看不到里面的动静。至于济世堂药房，他每次去都是以外勤排查的公开身份，封条上的情报处公章是真的，排查登记表的手续也是合法的。唯一可能出问题的环节是上次和宋孝安在飞达照相馆附近的那次短暂碰面，但当时天已经黑了，他和宋孝安是分开走的，中间只交换了一个眼神和一张卷在手心里的纸条，即使有人跟踪也不可能看清纸条的内容。

走过两个路口后，郑耀先在一条弄堂口的茶水摊前停下来。摊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在法租界卖了二十年茶叶蛋和热茶，认识附近几乎所有常客的面孔。郑耀先要了一杯热茶，付钱时多给了两张票子，压低声音用上海话问了句：“阿婆，后面那个女人跟了我四条街了，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她是不是还在？”

老太太一边擦着茶杯一边不动声色地往弄堂深处瞥了一眼，然后用比他还地道的浦东口音回答：“在，躲在第三个石库门门洞里，手里还拿着个小皮包。要我帮依拖一下伐？”

“谢谢阿婆，不用拖，让她跟。”郑耀先喝完茶将杯子放在摊位上，站起身继续朝前走。老太太看着他消失在弄堂另一头的背影摇了摇头，自言自语道：“现在的后生家，出门都带好几条尾巴，作孽。”

穿过弄堂后郑耀先拐进了一条没有路灯的窄巷，这里两侧是法租界老式里弄的后墙，堆积着破旧的木箱和煤球炉，走到底是一家已经关了门的裁缝铺。他在裁缝铺门口停下来，掏出钥匙打开门，在门内停留了大约两分钟——这段时间足够门外的跟踪者判断他进了一间屋子。然后他从裁缝铺的后窗翻了出去，沿着一楼延伸出来的遮雨棚无声地移动到隔壁建筑的防火梯上，从防火梯爬上了三楼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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