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口宪兵队本部坐落在北四川路与狄思威路交汇处，是一栋四层砖石结构的德式建筑，战前原是德国洋行的办公楼，鬼子占领上海后被宪兵队征用，外墙刷成了沉闷的灰绿色，楼顶架着两挺九二式重机枪，探照灯的光柱在夜空中交叉扫过，将周围的街道照得如同白昼。

郑耀先乘坐一辆挂有特高课牌照的黑色轿车抵达时已是晚上九点四十分。开车的是乔四手下的一个外勤，化装成鬼子司机的模样，车技娴熟，一路上穿过三道宪兵队的移动哨卡，每一道哨卡看到车牌和郑耀先递出的证件便立正敬礼放行。轿车在宪兵队本部大门前停稳，郑耀先整了整少佐军装的领口，推开车门迈步下车。军靴踩在花岗岩台阶上发出清脆的咔咔声，他摘下军帽夹在腋下，露出梳得一丝不苟的短发，脸上那副平光眼镜在探照灯的强光下反射出冷白色的光斑。

门岗的宪兵曹长验过他的证件——“特高课特别调查室嘱托，田中秀夫少佐”——啪地立正敬礼，用日语大声通报：“田中少佐到！”铁栅栏门轰隆隆地拉开，郑耀先微微点头算是回礼，迈着不快不慢的步子走进宪兵队本部的大堂。

大堂里灯火通明，地板是磨得发亮的水磨石，墙上挂着大幅的上海地图和天皇御照。值班的宪兵中尉从勤务台后面站起来，郑耀先用流利的日语说明了来意：“特高课特别调查室，受山本课长之命前来查阅‘鼹鼠’案件审讯记录。请通报山本课长，田中秀夫求见。”他的日语带着标准的东京口音，这是在潜伏训练中花了两千多个小时反复打磨出来的，连大阪出身的人都不容易分辨出他是外国人。

中尉拿起内线电话拨通了山本办公室的号码，低声通报了几句，然后放下电话恭敬地回答：“山本课长在二楼审讯观察室等候少佐阁下。请走左侧楼梯，二楼走廊尽头右侧第三间。”

郑耀先沿着楼梯拾级而上。走廊两侧的墙壁上每隔几步就挂着一盏壁灯，灯光昏黄，照得走廊显得格外幽深。二楼走廊尽头的审讯观察室是一间不大的房间，墙上装着一面单向玻璃，透过玻璃可以看到隔壁审讯室里的一切。郑耀先推门进去的时候，山本正站在单向玻璃前，双手背在身后，军装的肩章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暗淡的金色光泽。他身旁站着佐佐木，两人正低声交谈着什么，看到郑耀先进来便同时转过身来。

“田中君，来得正好。”山本用日语招呼他，语气比平时在76号开会时要随意一些——这是对“自己人”的态度。山本对郑耀先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他只知道面前这个人是特高课特别调查室的嘱托军官，今晚奉命来查阅审讯记录。“我们刚才从张士超嘴里撬出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供认军统上海站内部有一名中共卧底，代号他也不知道，但他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这个卧底在过去半年里通过某个秘密渠道向中共上海地下党传递了大量特高课和关东军情报课的机密情报。而这个秘密渠道，跟法租界一个代号叫‘大夫’的人有关。”

郑耀先的心脏在胸腔里猛地缩紧了，但他的表情纹丝未动。他走到单向玻璃前透过玻璃看着隔壁审讯室里的张士超——张士超被铐在一把铁椅上，囚衣上沾着斑斑点点的血迹，脸上有明显的淤青和肿胀，但眼神仍然带着一种垂死挣扎的狡黠。他在供出中共卧底的同时却故意隐去了卧底的代号，这说明他并不是一次性把所有情报都交出来，而是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往外挤，以此拖延审讯时间、换取活命的机会。

“他有没有说这个卧底在军统担任什么职务？”郑耀先用日语问道，语气保持着一个特高课军官应有的专业冷静。

“没有。他说只有见到山本课长本人、并且获得书面赦免承诺之后，才会供出具体职务和相关证据。”佐佐木插话道，语气里压抑着明显的焦躁，“他在跟我们玩心理战。他知道自己手里握着我们最想要的情报，所以不惜一切代价拖延时间。我已经建议课长对他使用更直接的审讯手段——药物或者持续剥夺睡眠——但课长认为暂时还不需要，因为他还握有军统上海站的完整潜伏人员名单，过早对他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可能会影响后续审讯效果。”

郑耀先在佐佐木说话的同时快速观察了审讯观察室里的陈设。墙角有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台录音设备和几份文件夹，文件夹的封面贴着日文标签。其中一份标签上写着“鼹鼠案件——审讯记录（机密）”，另一份写着“军统上海站潜伏人员线索——待核实”。桌子旁边的文件柜半开着，里面整齐地码放着更多档案。他的目光在文件柜上停了一瞬，然后不动声色地收回来。

“课长，我从情报研判组的角度提一个建议。”郑耀先转向山本，措辞谨慎而专业，“张士超供出的关于中共卧底和‘大夫’的线索，与我们‘猎鸢行动’第一阶段排查的方向高度吻合。如果能把张士超的审讯记录与情报研判组的排查数据进行交叉比对，很可能在短时间内锁定‘大夫’的具体身份。我请求课长授权我查阅‘鼹鼠’案件的全部审讯记录，今晚就在这里完成交叉比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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