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上午十点,郑耀先刚把营救行动的武器清单复核完毕,桌上的电话就响了。电话是周济民从76号打来的,声音比昨天更加慌张,几乎带着一种被逼到墙角后的喘息。
“郑组长,李副主任召集了紧急会议,所有科室负责人必须参加。他……他要求你也列席。现在就来,在他的办公室。”
郑耀先挂断电话,把瓦尔特PPK从腰后转移到腋下枪套里,换上了日常穿的那套深灰色西装。他对着镜子整了整领带,确认枪套轮廓不会印在衣料上,然后推门下了楼。在去76号的路上,他一直在想李士群召开这次紧急会议的目的。吴世宝的尸体今天凌晨被发现,李士群不可能不知道。他的铁杆心腹死了,他的财务正在被宫本调查,关东军情报课那边还在不断向他施压——三面夹击之下,李士群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坐以待毙,要么绝地反击。以李士群的性格,他一定会选后者。
76号主楼的气氛比平时紧张得多。走廊里的便衣比平时多了一倍,所有人都面无表情,走路的速度比平时快,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密集而急促的回响。郑耀先注意到这些人腰间都别着枪——76号内部平时只有行动队的人可以带枪进出,但现在连行政科室的人都配了武器。这绝不是一次普通的紧急会议。
李士群的办公室在二楼最西面,是一间足有四十平方米的大房间,墙上挂着一幅汪精卫的题字——“忠义报国”,落款处盖着汪精卫的私人印章。郑耀先推门进去的时候,长条会议桌两侧已经坐满了人。丁默邨坐在李士群右手边,穿着一身藏蓝色长袍,手里端着一杯热茶,脸上的表情跟平时一样——淡淡的微笑,疏离的目光,像是来参加一场跟自己关系不大的社交活动。宫本一郎坐在李士群左手边,军装笔挺,腰间佩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各科室的负责人——财务科老孙、档案室钱伯钧、情报处周济民、行动队副队长马大元,还有几个郑耀先不太熟的科室头头——依次坐在长桌两侧,所有人都在等郑耀先入座。
李士群坐在主位上。他今天穿了一身黑色的中山装,领口的扣子系得一丝不苟,头发梳得比平时更加齐整,整个人看起来像一把被擦得锃亮的刀。但他的眼睛出卖了他——那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眼袋浮肿,显然一夜没睡。吴世宝的死对他的打击比任何人想象的都更大,但他此刻的表情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好斗。
“人都到齐了。”李士群没有说任何开场白,直接切入了主题,“今天凌晨,行动队队长吴世宝在虹口码头被发现遇害。法医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昨天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死因是后脑近距离开枪,处决式。”他把“处决式”三个字咬得极重,像是在嚼碎一块骨头。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知道吴世宝被绑架了,但除了郑耀先和周济民之外,多数人是刚刚才知道吴世宝已经死了。财务科老孙的脸色刷地变白了,钱伯钧的手在桌下微微发抖,周济民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
“吴世宝跟了我六年。”李士群站起来,双手撑在桌面上,身体前倾,目光像一把扫帚一样从在座每一个人的脸上扫过去,“六年来,他替我挡过子弹,替我办过最难办的事,替76号流过血。现在他被人杀了——就在虹口,在特高课的眼皮子底下,在日本人的地盘上,被不明身份的人绑走然后处决。这件事,我不会善罢甘休。”
宫本在旁边轻轻咳嗽了一声。他的咳嗽声很轻,但在死寂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清晰。李士群转过头看了宫本一眼,两个人目光交汇的瞬间,空气里几乎能听到金属摩擦的声音。李士群没有理会宫本的暗示,继续往下说。
“我已经让行动队副队长马大元带队封锁了虹口码头区域,对所有昨天中午到傍晚在码头附近出现的人员和车辆进行排查。同时,我要求各科室全面配合这次调查。”他从桌上拿起一叠文件,啪地摔在桌上,“财务科——把过去三个月所有跟吴世宝经手过的经费记录全部调出来,一笔都不能少。档案室——把吴世宝的人事档案、外勤记录、通讯记录全部整理归档,今天下午之前送到我办公室。情报处——周副处长,你负责协调特高课那边的调查进度,有任何新进展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李士群说到这里,忽然把目光转向了郑耀先。那个目光里有一种赤裸裸的审视,像是在打量一个他一直怀疑但始终没有找到证据证实的对手。
“郑组长,你是情报处驻场组长,安全甄别是你的专长。吴世宝能在虹口被人精确地掌握行踪然后绑走,说明76号内部有泄密渠道。我希望情报处能从安全甄别的角度,对76号内部人员进行一次全面排查——特别是最近新入职的人员、外来驻场人员、以及与特高课和日本军方有频繁接触的人员。”
这句话的矛头几乎没有任何遮掩地指向了郑耀先本人。“外来驻场人员”、“与特高课和日本军方有频繁接触”——这些描述放在76号里,能对上号的人只有郑耀先。李士群是在会议上公然暗示郑耀先可能跟吴世宝的死有关。这不是一时冲动——李士群在吴世宝死后最需要的就是一个替罪羊,一个能让所有人都把注意力从他自己身上移开的目标。而郑耀先这个“鬼子六”,既是军统的人,又跟宫本走得近,是最理想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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