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回到上海的那天下午，法租界正下着绵绵细雨。雨丝细得像雾，落在梧桐叶上无声无息，只在叶尖聚成一颗颗圆润的水珠，蓄够了分量才啪地砸在青石路面上。他坐的是军统交通线安排的货轮，从重庆经宜昌走水路到南通，再从南通换渔船到吴淞口，最后在十六铺码头登岸。这一路走了整整四天，比去的时候多花了一倍时间——日军在长江航道增设了检查哨，所有上行下行的船只都要在芜湖和南京各停一次接受检查。好在货轮的船老大是军统的老交通员，把郑耀先藏在底层货舱的夹层里，上面堆满了从四川运出来的猪鬃和桐油，鬼子检查兵闻到那股刺鼻的桐油味就皱了眉头，草草看了一眼便挥手放行。

他在十六铺码头的石阶上站了一会儿，让江风把身上的桐油味吹散一些。码头上依旧繁忙——扛大包的苦力光着脊梁在跳板上小跑，汗水混着雨水从脊梁骨淌下来，滴在磨得发亮的石阶上。卖香烟的小贩顶着油布伞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嘴里吆喝着各种香烟的牌子。几艘鬼子的巡逻艇停在码头东侧，艇上的机枪用防水帆布盖着，两个鬼子兵坐在船舷上钓鱼，鱼线垂在浑浊的江水里，半天没见动静。上海跟他离开时没有太大变化。霓虹灯照样亮，电车照样响，鬼子的巡逻队照常在街上走过，皮靴踩在水洼里溅起一片泥点。

他叫了一辆黄包车，说了商行的地址。黄包车夫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蓑衣，拉起车来却还利索，在法租界熟悉的弄堂里穿梭自如。郑耀先坐在车篷下，压低了礼帽的帽檐，透过车篷侧面的小窗观察着沿途的街景。他注意到霞飞路上多了一家日本人开的杂货店，门口挂着太阳旗和“军票通用”的木牌。原来的白俄面包房关了门，卷帘门上贴着一张告示，字迹已经被雨水冲花了，只隐约能认出铺面已由日本居留民团接管。这些细微的变化像是水面下的暗流，普通人不会在意，但在他眼里，每一处变化都意味着鬼子对租界的渗透又深了一层。

商行还是老样子。一楼的贸易行正在营业，几个伙计在往货架上码放新到的茶叶箱。账房老吴坐在柜台后面拨算盘，看到他进门，老花镜往下一滑，连忙站起来要说话，被郑耀先一个眼神止住了。他穿过店面往后走，推开仓库里那扇隐藏在货架后面的暗门，上了二楼。

赵简之和宋孝安都在。赵简之正蹲在地上擦枪，桌上摆着一排拆开的弹匣和枪管零件。他听到楼梯响，抬起头看见郑耀先，咧嘴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黄了的牙齿。他习惯性地脱口喊了一声，把枪零件哗啦一推就站了起来。宋孝安原本正伏在桌案上整理一叠刚从各暗哨送回来的情报稿，纸页在指间发出细碎的摩擦声，听到赵简之那声喊，他抬起头来，推了推鼻梁上那副老旧的眼镜，笑着站起来走到楼梯口，与赵简之一左一右把郑耀先让进了里间。

郑耀先脱下身上海上沾染着桐油和江雾的外套挂在门后的衣钩上，在桌边坐下，把徐秋影给他的那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先没有急着打开。赵简之给他倒了杯热茶，他一口气喝干了。茶是刚泡的龙井，烫得舌尖发麻，但那股热流一直暖到胃里，让他感觉自己终于从船上摇晃的状态中缓了过来。

“先说说最近的情况。”郑耀先放下茶杯。

宋孝安打开笔记本，把这段时间的情况一条一条地报出来。黑田重雄在华北的活动范围已经基本确认——他从上海离开后直接去了新乡，在新乡跟华北方面军特务部的人开了两次会，之后又去了石家庄和保定，在两地各停留了三天，考察了当地铁路系统的安全甄别试点工作。延安方面通过内线拿到了黑田在石家庄做的一次内部培训的讲话提纲，提纲里明确提到了要建立“基层人员信仰偏离常模的评分系统”，核心指标就是他在上海跟陆汉卿分析过的那三项——生活规律、物资消耗和精神特征。这套系统已经在石家庄铁路段的日本特务分室开始试运行，所有在岗的铁路员工都被要求填写一份详细的个人生活问卷，由保甲长和劳工组长签字确认，再由日本特务分室的分析员逐项评分。保定那边也在跟进，天津因为是水陆枢纽，人员流动量太大，暂时还没有全面铺开，但特务部已经派了两个从关东军调过来的情报官去做前期摸底。这份提纲已经由延安那边的交通线加密送到了周济民诊所，目前锁在宋孝安手里，等着郑耀先回来之后具体研究怎么应对。

商行外面的暗哨也出现了新的变化。那辆黑色福特轿车在郑耀先离开的第二天也消失了，但巷口那个修鞋摊老头又回来了，而且这次多了一个——修鞋摊旁边新摆了一个擦皮鞋的摊子，两个人一左一右把住了巷口的两个对角，进出巷子的所有人都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内。擦皮鞋的摊主是个年轻些的人，手脚麻利，但坐姿和眼神都带着职业特征，观察行人时从不用正眼，只用余光。赵简之派人假装顾客分别试探了两人，确认都不是上海本地人，口音偏北方，大概率是关东军的人。这两个暗哨盯的不是商行里面，而是所有进出商行的人。这意味着黑田虽然人走了，但他留下的监控体系还在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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