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当天，上海北站从清晨开始就笼罩在一层薄雾里。雾气不算浓，但足以让远处的景物变得模糊，铁轨上的信号灯在雾中晕开成一个个毛茸茸的光团。这种天气对行动来说利弊参半——坏处是能见度降低，水塔上的观察视野会受到限制；好处是编组站的鬼子岗哨同样看不远，巡逻队的反应时间会比平时多出至少半分钟。

郑耀先在商行二楼最后检查了一遍装备。他今天穿的是一身深灰色铁路工人的工装，袖口和领口都有刻意做旧的磨痕，头上戴了一顶沾着油渍的鸭舌帽。这套工装是宋孝安通过铁路工会的关系从北站后勤仓库里弄出来的正品，上面的工号对应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维修工，那个维修工今天正好轮休，不会出现在站区。他的右手腕上缠着一条白毛巾——这是行动组今天的识别标志，北站附近做苦力的工人大多都会在手腕上缠条毛巾擦汗，这个细节不起眼到连鬼子宪兵都不会多看一眼，但在编组站嘈杂的人流中，自己人远远一瞥就能认出彼此。

他把瓦尔特PPK检查了三遍。第一遍退出弹匣检查弹簧压力，确认供弹顺畅无卡滞；第二遍拉开套筒对着灯光检查枪管内膛线，确认没有积碳和异物；第三遍试了一下保险的灵敏度，确保在工装口袋里隔着布料也能单手推开。然后他把枪塞进工装内侧缝制的暗袋里，暗袋的位置在左肋下方，外面有双层帆布遮掩，即使被人搜身拍打也不容易摸到。匕首别在右侧小腿的绑腿里，刀鞘用布条缠紧，蹲下或跪下时都不会硌到自己。

赵简之坐在桌边，把一把军用匕首在磨刀石上来回蹭了最后几下。刀锋已经磨得能剃汗毛了，他还要磨，这个习惯动作暴露了他临战前的一丝焦虑。他参加过无数次行动，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是在鬼子控制的核心区域内动手，周围没有可以掩护撤退的弄堂迷宫，没有可以藏身的居民区，只有一望无际的铁轨、站台和岗楼。一旦交火，撤退路线只有两条：要么往南穿过废弃修理厂的围墙缺口进入闸北棚户区，要么往北沿铁路线撤离到苏州河边的仓库群。两条路线都有至少五分钟的暴露时间，而这五分钟足以让鬼子宪兵队的增援从北站宪兵分队赶过来。

宋孝安把最后一份情报核对完毕，合上文件夹，摘掉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他的任务不在现场——他留在商行负责整个行动的通讯协调和外围情报支援。郑耀先给他留了一部短波电台的接收器和一本应急密码本，如果现场出现意外需要启动备用方案，郑耀先会通过预先埋在编组站附近一个信号中继点的微型发报机发出加密信号，宋孝安收到后立刻通知外围各接应点切换备用方案。这套通讯方案虽然简陋，但胜在不需要人在现场操作发报——微型发报机可以远程触发，信号只发一次，时长不超过三秒，鬼子的无线电侦测车根本来不及定位。

“时间差不多了。”郑耀先看了看腕上的手表。这块表是德国造的荣汉斯，表盘上已经有了细密的划痕，但走时依然精准。时针指向下午两点三十分。他站起身，把鸭舌帽的帽檐往下压了压，然后看向赵简之，“两点四十五分，所有人到达指定位置。三点整，顾长贵进入调度室替班。三点半之前，马德海的人必须全部到位，在编组站南侧废弃修理厂里待命。记住——没有我的信号，任何人不能进入编组站。”

赵简之把匕首插进腰间的皮鞘，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肩膀。他今天也穿着铁路工人的工装，但尺寸明显偏小，绷在粗壮的身板上显得有些可笑。不过没人在乎这个——在编组站那种环境里，穿着不合身的工装反而是常态，苦力们从来不会量身定制工作服。

“六哥，水塔那边你自己小心。塔顶的铁梯子锈得厉害，我昨天踩点的时候爬到一半就咯吱咯吱响。上去以后别靠在栏杆上，那栏杆锈得就剩一层铁皮了。”赵简之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随意，像一个弟弟嘱咐哥哥小心别着凉，但他的眼神出卖了他——那双平时总是大大咧咧的眼睛里，此刻多了一层紧绷的专注。

“知道了。”郑耀先在赵简之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力道不重，但足够让赵简之感受到那只手的沉稳。然后他转向宋孝安，“如果四点四十五之前没有收到我的撤退信号，说明行动一切顺利。四点五十之后收到任何异常信号，立刻启动二号方案——通知四哥派人封锁北站外围的所有情报节点，防止张士超的人趁乱搞小动作。”

宋孝安点头，在本子上快速记下。他没有说“小心”或者“注意安全”之类的话——跟六哥道别从来不需要这些。在军统这些年，每一次行动前他都是这样静静地看着郑耀先检查装备、布置任务、然后推门离开。就像看着一把刀被从刀鞘里拔出来，你知道它锋利、可靠，但你也知道每一把刀都有砍到卷刃的那一天。他只是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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