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车从法租界驶入虹口地界时，路面上的霓虹灯渐渐稀了，取而代之的是日本侨民住宅区昏黄的街灯和偶尔一闪而过的宪兵巡逻队手电筒的光柱。郑耀先坐在副驾驶座上，车窗玻璃上凝了一层薄薄的水雾，街景透过水雾变成模糊的色块，红的黄的灰的，在夜色里搅成一团。他抬手擦了擦玻璃，多伦路的路牌在路灯下闪了一下就过去了。

司机铃木把车停在特高课本部门口时已近晚上九点。操场上的探照灯已经熄了，桂花树在黑沉沉的夜色里只剩几团更黑的剪影，只有二楼几间办公室的窗户还亮着灯。郑耀先让小钱和冈田、中村先把陆汉卿带到情报评估组办公室旁边的问话室——那间屋子不大，但有一张行军床和一套简陋的桌椅，窗户朝内院，外面有宪兵巡逻，比留置所安全得多。老陆下车时和他对视了一眼，什么都没说，只是把身上那件灰布长衫的领口拉了拉，跟着小钱走进了大楼。

郑耀先没有立刻跟进去。他站在台阶上点了一根烟，看着丰田轿车尾灯在街角消失，然后把陈景文给他的那个牛皮纸文件袋从腋下抽出来，就着门口的灯光拆开了封口。

里面是几页用打字机打的举报信副本，法文和中文并列，措辞规范而冰冷——“兹举报法租界同仁堂药房坐堂郎中陆汉卿，涉嫌利用药材进口之机夹带违禁药品，并通过香港转口渠道为重庆方面输送秘密经费。举报人周济生，住址：虹口多伦路三十七号侧屋。”举报信下面附着一张明光商行的旧名片，米黄色卡纸，印刷精致，名片正面是“明光商行·周济生·总经理”几个字，背面果然有一个用手写体写的电话号码。郑耀先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几秒钟——号码的前缀他认得，是多伦路的号段，但后面四位数字和山本私人寓所的号码并不相同。不是山本的寓所。但多伦路就那么长一条巷子，住在那条巷子里的非富即贵，全是陆军将佐级别的军官或其家属。周济生一个苏州商人，能在多伦路三十七号租到侧屋，本身就说明替他担保的人身份不低。

他把名片翻过来又翻过去看了两遍，然后放回文件袋里收进西装内袋。烟抽到一半时小钱从楼里出来，说陆大夫已经在问话室安顿好了，冈田守在门口，中村去食堂弄点热饭食。郑耀先点了点头，把烟蒂碾灭在台阶下的沙桶里，走进大楼。

他没有直接去问话室，而是先回了情报评估组办公室。小马还在桌前整理档案，桌角放着一杯凉透了的茶。见郑耀先进来，小马站起来递给他一份刚译出来的电报——“六哥，宋先生傍晚送来的，说标记是紧急，但因为您去了法租界就一直放在这。”

郑耀先接过电报展开。宋孝安的字迹，电文不长，但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刀刻的——“陆中今午第三次调阅绝密档案完毕。据可靠迹象，已从成都调沪之原始档案中提取到郑耀先与陆汉卿早期交往记录一份，内容涵盖民国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期间郑在成都同仁堂分号购买药品之全部账册副本。陆中已将该项列为安全审查重点举证材料，归档编号SC-028。另，徐秋影副站长今日傍晚在档案科加班解译局本部密信时，被陆中借故闯入办公室要求调阅你在苏州河以北的几份原始行动地形图——徐以尚未完成安全审查登记程序为由拒绝调阅，陆中在档案科走廊当面指责她‘以技术程序阻碍审查’，双方发生口角。陆中扬言将就徐秋影的阻挠行为向局本部单独呈报。”

郑耀先把电报放在桌上，慢慢坐进椅子里。成都同仁堂分号的购药账册——这是他最担心被翻出来的东西之一。民国二十七年到二十八年，正是他以军统成都办事处成员身份为掩护，开始为中共做情报工作的起步阶段。那段时间他频繁出入同仁堂，表面上是替办事处采购外伤药和消炎粉——军统行动队确实需要这些物资——实际上每一次购药他都会多买一份，多出来的那份经由陆汉卿的手转交给川陕交界处的新四军游击队。账册上的购药记录是真实的，但购药的数量和频率如果和他当时在军统办事处的公开任务量做对比，就会显示出明显的不匹配。陆中显然已经拿到了这个不匹配的数据并且正在把它从一个“行政疑点”升级为“审查举证材料”——编号SC-028，这个编号意味着它已经被正式纳入安全审查的举证系统，不再是特派员个人的怀疑，而是具有制度效力的审查文件。

而徐秋影在档案科走廊上和陆中发生口角这件事，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徐秋影用“安全审查登记程序”为由拒绝陆中调阅地形图，在程序上是完全合法的——新任副站长有权在安全审查期间对所有档案的调阅进行重新登记和审核。但陆中把这个程序行为解读为“阻挠审查”，并且扬言要向局本部呈报，这就是在给徐秋影施压。如果局本部——尤其是余若兰——收到了陆中的呈报，徐秋影作为新任副站长的公正性就会受到质疑。而她一旦在局本部的压力下被迫放开了档案调阅的限制，陆中就会第一时间拿到那些苏州河以北的原始行动地形图，然后与共产党地下交通站的分布图做叠加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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