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的春天来得比上海早。三月的风从四明山方向吹过来，带着一股泥土翻新和油菜花初绽的腥甜味。城隍庙门口的石头狮子被雨水洗得发亮，庙门上的朱漆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白的木头。庙前空地上摆着几个摊位——卖香烛的、卖糖炒栗子的、卖草鞋的，还有一个算命的。

算命摊子最小，只有一张矮桌、两个马扎。桌上铺着一块脏兮兮的黄布，布上画着八卦图，八卦图旁边搁着一个罗盘和一只签筒。桌后坐着一个瞎子，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领口磨出了毛边，袖子上打了几个补丁，针脚歪歪扭扭，一看就是自己缝的。瞎子年纪在五十上下，头发花白，脸上全是皱纹，眼窝深深地陷下去，眼皮是瘪的，像两片干枯的树叶贴在眼眶上。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手里攥着一根竹竿，竹竿的握把处被手掌磨得发亮。他旁边蹲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也剃着光头，也穿着破衣烂衫，也闭着眼睛——不是完全闭，是半睁着，露出底下灰白色的眼珠。两个瞎子，一老一少，老的坐着，小的蹲着，在城隍庙门口像两块被遗弃的石头。

一个挑担子的农妇从算命摊前走过，往矮桌上扔了一个铜板。瞎子没动。农妇说：“姚先生，给我算一卦。”瞎子还是没动。他旁边的小瞎子拽了拽他的袖子，低声说：“师父，有人要算卦。”瞎子这才慢慢坐直了身体，把脸转向农妇的方向。他的脸是偏着的，耳朵对着来人，而不是眼睛——因为他没有眼睛。他的耳朵微微动了一下，像一只老猫在黑暗中捕捉老鼠的脚步声。

“大嫂，你的卦不用算。”瞎子的声音沙哑而低沉，像一把钝刀在磨刀石上慢慢地蹭，“你家里有病人，是你男人。病在肺上，咳了一个冬天，开春还没见好。你今天是来城隍庙烧香的，顺路扔了一个铜板给我。你不是来算卦的，你是来求心安。心安比卦准。”

农妇愣在原地，嘴张着，手里的香烛差点掉在地上。“姚先生，你怎么知道？”

瞎子没有回答，只是摆了摆手。“你烧你的香去吧。城隍老爷比我会算。”

农妇千恩万谢地走了。小瞎子凑过来，压低声音问：“师父，你怎么知道她男人肺上有病？”瞎子伸手在小瞎子后脑勺上轻轻拍了一下。“她袖口上有药渣，是枇杷叶和川贝母——治咳嗽的土方子。她身上有香烛味，但不是庙里烧的那种线香，是家里自己搓的艾草香，说明她来之前在家给病人熏过艾。一个妇道人家，不给自家男人熏艾，还能给谁熏？这些都不是算出来的，是听出来的。你的耳朵还太嫩，听不出这些。”

小瞎子缩了缩脖子，把师父的话在心里默念了一遍。

这一幕被坐在城隍庙对面茶棚里的郑耀先看得清清楚楚。他穿着一身半旧的灰布长衫，头上戴着一顶竹编的遮阳帽，帽檐压得很低。面前放着一壶土茶，茶叶是粗梗子，泡出来的茶汤黄得发黑。他慢慢地喝着，目光从帽檐下面穿过茶棚外面的阳光，落在算命摊后面那个瞎子身上。姚广孝。宫本在浙东最隐秘的情报中转人。一个替鬼子跑了三年情报却从来没被人怀疑过的瞎子——因为没有人相信一个算命的瞎子会是间谍。郑耀先端起茶碗又喝了一口，把茶钱放在桌上，站起来朝算命摊走去。他走到矮桌前，在瞎子对面的马扎上坐下来。

“先生，算一卦。”

瞎子的耳朵又动了一下。这一次他耳朵动得很轻，轻到如果不是坐在他对面、如果不是一直盯着他看，根本不会注意到。他把脸慢慢转向郑耀先，两个空洞的眼窝对准了郑耀先的脸，对着阳光，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在郑耀先面前曝得无所遁形。瞎子的嘴唇动了动，声音沙哑而低沉。

“这位先生，你的卦我算不了。”

“为什么？”

“你身上的杀气太重。杀气重的人，命硬。命硬的人，卦不准。”瞎子把脸微微偏了一下，像在听什么极其细微的声音。然后他忽然压低了嗓子，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音量补了一句——“两个月前，有一个穿中山装的人来找过我。他给了我五块大洋，让我替他送一封信到绍兴。我没送。因为他的口音不是浙江的，是苏北的。宫本的人我摸过几十张脸，每一张脸我都记得。苏北口音的人，不是宫本的人。先生，你的口音也不是浙江的。你的口音是北方人。你的手我还没摸——你的手一定握过枪。”他慢慢伸出手，那是一只骨瘦如柴却异常稳重的手，停在郑耀先面前，“先生，把手给我。”

郑耀先看着那只手，又看了看那双空洞的眼窝，然后慢慢把自己的右手伸了过去。瞎子的手指触碰到他掌心的刹那，整个人像被电了一下。他的手指沿着郑耀先的掌纹缓缓移动着——生命线、智慧线、感情线，每一条纹路的深浅、走向、分叉，他都摸得极其仔细，仿佛在盲读一部用针尖刻在石板上的天书。摸了很久，瞎子忽然收回了手指。他的嘴唇微微发颤，声音压得极低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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