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天的早晨，上海下起了小雨。雨丝细得像从筛子里漏下来的面粉，落在石板路上连声音都没有，只是把路面洇成了深黑色。郑耀先站在窗前，看着雨丝斜斜地飘过去，粘在玻璃上，然后慢慢地往下淌，留下一道道弯弯曲曲的水痕。

巷口那个特高课特务还在。他打着一把黑色的油纸伞，站在路灯底下，伞沿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截下巴。雨水从伞沿滴下来，在他脚边聚成一小滩，他的布鞋帮子已经洇湿了，但他一动不动。郑耀先看着那个撑伞的人，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个人站在那里，跟他站在这里，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在等。都是在熬。都是把自己钉在一个位置上，不能动，不能走，不能让人看出来你在等。

他放下窗帘，穿上中山装，把那瓶安神丸揣进口袋里。药瓶很小，刚好能握在手心里。瓶身的瓷面已经被他的体温磨得有些温润了，像一块被盘了很久的旧玉。他拎起桌上那包中药——天麻钩藤饮，老陆开的，七包，还剩四包。他把药包也拎上了。

下楼的时候，他在楼梯拐角处停了一下。不是为了观察后面，是因为楼梯间的灯泡彻底坏了，黑漆漆的，他需要让眼睛适应黑暗。就在适应黑暗的那几秒钟里，他听到了一个声音——很轻，从楼上某处传来，像是椅子腿蹭过地板的声音。他的住处是顶楼，楼上就是天台。天台的门平时是锁着的，只有房东老孙头有钥匙。这个时间老孙头不会在天台上。

郑耀先没有动。他站在黑暗里，屏住呼吸，侧耳听着。那个声音没有再出现。雨丝打在屋顶瓦片上的沙沙声填满了整个楼梯间，把一切细微的声响都盖住了。等了大概半分钟，他继续下楼，脚步比刚才更轻。

走出楼门的时候，雨丝扑到脸上，凉丝丝的。他撑开自己带的伞——一把深蓝色的油纸伞，旧了，伞面上有一块颜色比其他地方深，是上次下雨时淋透了又晒干留下的水印。他拎着中药包，撑着伞，走进雨里。那个撑黑伞的特高课特务没有跟上来，只是把伞沿微微抬高了一寸，露出眼睛，看着郑耀先的背影拐出巷口。然后他把伞沿又压了下去。

接力盯梢。郑耀先心里清楚，巷口外面，下一个已经等着了。

果然，拐上大路之后，一个穿着雨衣的人出现在他身后二十米左右的地方。雨衣是那种搬运工常穿的桐油雨布做的，帽檐很大，把脸遮得严严实实。这个人走路的姿势很有特点——左脚落地比右脚重，所以身体会微微向左倾一下，再摆回来。一倾一摆，节奏很稳。昨天早上那个穿蓝布棉袍蹲在墙根喝豆浆的人，走路也是这个姿势。

郑耀先没有回头。他在早点铺门口收了伞，抖了抖伞面上的水，挂在门口的伞架上。胖老板看到他拎着药包进来，油条炸到一半停了下来。“郑先生，这药都抓了好几天了，还没见好？”

“慢病慢治，急不得。”郑耀先在老位子坐下。豆浆端上来的时候，他用勺子搅了搅，浆面上浮着的豆皮打着旋儿散开。他慢慢地喝着，目光穿过早点铺蒙着水雾的玻璃窗，落在街对面。穿雨衣的那个人站在一家南货店的屋檐下，雨衣上的水顺着衣摆往下滴，他正在用袖子擦脸上的雨水，动作很自然，像是真的在躲雨。

郑耀先喝完豆浆，吃了两根油条，付钱的时候多给了两角。胖老板推辞了一下，郑耀先说“下雨天，给孩子买糖吃”。胖老板嘿嘿笑着收了，把他送到门口，帮他拿下伞架上的伞。

到商行的时候，雨下得大了些。雨丝变成了雨点，打在伞面上噼噼啪啪的。郑耀先收了伞走进商行，前台的小王正在整理今天一早收到的信件和电报。看到郑耀先进来，小王从信件堆里抽出一个信封递过来。

“郑组长，今天一早到的，无锡来的。”

郑耀先接过信封。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信封，上面盖着无锡的邮戳，收件人写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南京路大华商行 郑耀先先生 亲启”。字迹端正，一笔一划，看不出任何个人特征。他没有当场拆开，把信封揣进怀里，上了楼。

关上门之后，他从怀里掏出信封，用裁纸刀仔细地挑开封口。信封里面只有一张薄薄的信纸，折了两折。他把信纸展开——上面只有一行字，用钢笔写的，字体跟信封上一样端正而毫无特征。

“桑家渡。屠云龙处。三日后月圆。”

没有落款。没有日期。没有任何可以指向寄信人身份的信息。

郑耀先把这行字看了三遍，然后划了一根火柴，把信纸点着。火苗从纸角开始蔓延，墨迹在火焰中卷曲变黑，化成一撮灰白色的灰烬落进烟灰缸里。宋孝安到江阴了，跟屠云龙接上了头，伏击点选在了桑家渡。三日后月圆——十五号，月圆之夜。跟冯大年说的武器启运时间完全吻合。

他把烟灰缸里的灰烬用手指碾碎，走到窗边，打开窗户，让雨丝飘进来，把手指上的灰烬冲干净。雨水很凉，带着深秋的寒意。他关上窗户，回到办公桌前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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