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像一层层浓墨从天空泼下来，把虹口码头染成一片昏暗。黄浦江上停着几艘货轮，黑色的船影在薄雾中若隐若现，船舷上的灯光像鬼火一样在江面上晃荡。码头上的装卸已经停了，白天那种人声鼎沸、扛包号子此起彼伏的热闹劲儿散了，只剩下江水拍打堤岸的哗哗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一两声汽笛。

刘麻子从顺兴茶楼出来之后，没有回横浜路的家。他沿着狄思威路往码头方向走，脚步又快又急，像是在逃避什么，又像是在追赶什么。今晚茶楼门口那一幕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烫在他脸上，烫得他整张脸都麻了。那两个债主揪住他的领子，当着周福海的面逼他还钱的时候，他恨不得地上裂开一条缝让他钻进去。周福海虽然什么都没说，但那种眼神他看得懂——那是一种看落水狗的眼神，带着三分同情、三分鄙夷，还有四分幸灾乐祸。

刘麻子在76号混了三年，虽然只是个跑腿盯梢的小角色，但他太清楚76号是个什么地方了。在这里，面子比命重要。你今天被人当众揪住领子逼债，明天整个行动队的人都会知道。后天，吴世宝就会把他叫到办公室，用那种不阴不阳的语气说：“刘德贵，你连自己的裤腰带都勒不紧，还干什么特工？”然后一脚把他踢出76号。被76号踢出去的人，在上海滩连狗都不如——军统不会要，中统不会要，帮会也不会要，只能在街头等死。

他不能等死。他必须在吴世宝知道这件事之前，把钱还上。

但他拿什么还？他欠的不是小数目——前前后后加起来，光本金就有三百多块，利滚利已经滚到了将近五百块。五百块，在1941年的上海，够一个普通人家过上两年了。他一个月从76号领的那点薪水，连塞牙缝都不够。他把能借的亲戚朋友都借遍了，连横浜路家里那个跟他过了十年的老婆，最后一件像样的首饰都让他拿去当了。现在他浑身上下掏不出五块钱。

人到了绝路，脑子反而会变得异常清醒。刘麻子走在去码头的路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想一件事——怎么搞到五百块钱。偷？闸北的穷鬼没油水，租界里的富户有巡捕看着，他一个人干不了。抢？他这把瘦骨头，抢谁？抢不过人家，反倒让人家揍一顿。骗？他没那个脑子。

但他知道有一个地方能搞到钱。码头。

虹口码头是上海滩最鱼龙混杂的地方之一。白天这里是扛活卖力气的苦哈哈们的地盘，到了晚上，这里就是另一群人的天下——偷货的、销赃的、开赌档的、放高利贷的、卖鸦片的、拉皮条的，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码头上的把头们控制着这些地下生意，手里流着大把大把的现钱。刘麻子认识一个叫“冯秃子”的把头，专门在码头西边的废弃仓库里开赌档，推牌九、摇宝、掷骰子，什么都有。冯秃子的赌档有个规矩——没钱也能赌，赢了拿钱走，输了留下一根手指头。

刘麻子以前去过两次，都输了，但输得不多，没到切手指的地步。今晚他打算再去一次。他口袋里还有四块七毛钱，这是他全部的家当。他要拿这四块七毛钱去翻本，翻出五百块来。他知道这是赌徒的逻辑，是送死的逻辑，但他没有别的路了。

他走到码头西边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江风从水面上吹过来，带着一股咸腥味和柴油味。他缩了缩脖子，沿着一条堆满木箱和铁桶的窄巷子往里走。巷子尽头是一排废弃的仓库，铁皮屋顶锈迹斑斑，墙上用白漆刷着日本字。其中一个仓库门口挂着一条脏兮兮的棉布帘子，帘子缝里透出昏黄的灯光和嘈杂的人声。

刘麻子在帘子外面站了几秒钟，深吸了一口气，掀开帘子钻了进去。

仓库里面比外面暖和得多。一盏煤油灯挂在房梁上，照着中间一张用门板搭起来的赌桌。赌桌四周围着十几个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一个个眼珠子瞪得通红，盯着桌上那几颗滴溜溜转的骰子。空气里弥漫着汗臭味、烟味和劣质烧酒的味道，混在一起，像一锅馊了的粥。

冯秃子坐在赌桌一头，他四十多岁，脑袋上秃了一大片，油光锃亮的，两边剩下的几撮头发稀稀拉拉地贴着头皮。他穿着一件对襟黑布褂子，袖子挽到胳膊肘，露出两条粗壮的、长满黑毛的小臂。看到刘麻子进来，冯秃子咧开嘴笑了，露出一颗金牙。

“哟，这不是76号的刘爷嘛！稀客稀客！”冯秃子的声音又尖又亮，像一把钝刀子在玻璃上刮，“今儿个怎么有空来照顾兄弟的生意？”

刘麻子没搭理他的调侃，挤到赌桌边，把那四块七毛钱拍在桌上。“换筹码。”

冯秃子看了一眼那几张皱巴巴的票子，笑容里多了几分嘲弄：“刘爷，四块七？您这是打发叫花子呢？”

旁边几个人哄地笑了。刘麻子的脸涨得通红，脖子上青筋暴起来，但他忍住了。“少他妈废话，换不换？”

冯秃子也不恼，朝旁边一个手下努了努嘴。那手下数了数钱，扔给刘麻子几个竹片做的筹码。刘麻子一把抓起筹码，挤到赌桌最前面，把筹码全押在了“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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