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走出那条巷子的时候，夜已经深了。闸北的街道黑漆漆的，路灯稀稀落落，大部分都坏了，只剩下巷口一盏还亮着，昏黄的光像一只独眼，无力地照着巴掌大的一片地面。他把沾了血的布鞋脱下来，从怀里掏出一双干净的换上，旧鞋塞进路边一个垃圾堆里。那把刀已经留在了现场，刀柄上没有任何指纹——他动手的时候一直戴着手套，离开巷子之后才摘下来，塞进裤兜里。

他沿着长安里的小巷子往外走，脚步不快不慢。心跳得有些快，但步伐很稳。这不是他第一次亲手处决一个人，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每一次动手之后，他都会有短暂的生理反应——心跳加速，手心出汗，喉咙发干。这些反应跟恐惧无关，纯粹是身体在剧烈行动后的自然应激。这么多年下来，他已经学会了如何控制这些反应，至少从外表上看不出任何异样。

走到长安里巷口的时候，他看到街对面停着一辆黑色的福特轿车，没有开车灯。那是赵简之的车。郑耀先左右看了看，确认周围没有人，快步穿过街道，拉开车门钻了进去。

赵简之坐在驾驶座上，看到郑耀先进来，明显松了一口气。他发动了车，缓缓驶离。车子开出去两条街，他才开口说话。

“六哥，办妥了？”

郑耀先点点头，没有说话。他靠在座椅上，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睁开，从口袋里掏出王大奎的钱包和证件，借着车窗外偶尔掠过的灯光翻看。钱包里有几张伪储备券，一张76号的工作证，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中年女人，长相普通，穿着朴素的棉布褂子，对着镜头拘谨地笑着。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小字：“娘，儿不孝。”

郑耀先的目光在那行字上停了一瞬，然后把照片放回钱包，连同证件一起揣进怀里。这些东西必须销毁，不能留下任何痕迹。钱包里的钱他打算让宋孝安分给需要遣散的外围人员——王大奎的钱沾着抗日志士的血，用在这种地方，也算是一种偿还。

车子驶过苏州河，进入公共租界。街上的灯光渐渐多了起来，霓虹灯在夜空中闪烁着红红绿绿的光芒。跟闸北的黑暗破败相比，租界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郑耀先看着窗外的灯火，心里没有一丝轻松的感觉。王大奎解决了，但刘麻子还在。而且明天早上，当76号的人发现王大奎死在闸北的巷子里时，吴世宝会怎么反应，才是真正的考验。

“六哥，回住处还是去商行？”赵简之问。

郑耀先想了想，说：“回住处。明天早上照常去商行，一切如常。”

一切如常。这是潜伏工作的铁律。越是出了大事，越要表现得跟平常一样。任何反常的举动，都可能成为敌人眼中的破绽。

回到住处，郑耀先脱掉那身沾了酒气和血腥的衣服，团成一团塞进炉子里，划了一根火柴点着。火苗腾地蹿起来，照亮了他没有表情的脸。衣服在火焰中卷曲、变黑、化为灰烬。他站在炉子前，看着火光一点一点熄灭，直到最后一点火星也暗下去。

然后他走进卫生间，用冷水洗了把脸。冰凉的水泼在脸上，让他清醒了一些。他抬起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镜子里的人眼眶微微发青，颧骨似乎比平时更突出了一些，下巴上有青色的胡茬冒出来。这张脸他看了三十多年，但有时候他会觉得陌生。镜子里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是郑耀先，还是鬼子六，还是风筝？这三重身份像三层皮，一层套着一层，套得太久了，久到他有时候自己都分不清哪一层才是真正的自己。

他关掉水龙头，用毛巾擦干脸，走出卫生间。卧室的窗户开着一条缝，夜风吹进来，窗帘微微晃动。他走到窗边，伸手去拉窗帘，手指触到窗帘布的一瞬间，停住了。

窗帘的褶皱跟他离开时不一样。

他有一个习惯，出门之前会把窗帘拉到特定的位置——左边的窗帘比右边多拉开一寸。这个习惯只有他自己知道，是多年潜伏生涯养成的本能。刚才进门的时候他直接去烧衣服了，没有检查房间。现在站在窗前，他清楚地看到，左边的窗帘被人动过了。

郑耀先的手慢慢放下来。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惊慌，只是站在原地，目光缓缓扫过整个房间。床铺、桌子、椅子、衣柜、地上的痕迹——每一处都跟他离开时一模一样，至少肉眼看不出任何差别。但窗帘的褶皱变了，这就够了。

有人来过。

他的脑子飞快地转着。会是谁？76号的人？如果76号的人进了他的房间，不应该只是翻看，应该会留下更明显的痕迹——比如翻乱的抽屉、挪动的家具。但房间里一切整齐，来的人非常小心，小心到几乎完美地把所有东西都恢复了原状。这种手法，不是76号的风格。76号的特务没有这么细腻，他们搜查的时候粗暴直接，根本不会在意是否留下痕迹。

也不是中统的人。李政手下的那些人，虽然比76号讲究一些，但也没有这么专业。能在搜查之后把窗帘恢复到只差不到半寸的程度，这需要极其严密的训练和极其沉着的心理素质。在上海滩，具备这种素质的人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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