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四年正月十八，北京，正阳门外，西荷塘巷。

这条巷子位于正阳门外西南，距大明门不过三里地，既不属繁华商业区，也不属达官贵人聚居地，却自光复二年起渐渐聚集了一批操着各地口音的商人。巷子深处有一栋三进的洋房，青砖外墙，拱形门窗，屋顶铺着红色筒瓦，在一片灰墙黛瓦的北京民居中显得格格不入。这栋洋房的主人叫雅各布·欣洛彭——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创始合伙人之一，如今在北京城里做进出口生意，专营从马尼拉转运的香料和苏木。

上午辰时刚过，一辆没有标识的马车停在了洋房门口。车门打开，先下来一个五十来岁的汉子，身材敦实，皮肤黝黑，脸上带着常年被海风吹出来的粗糙纹理。他穿着一件灰褐色的呢绒短外套，腰间挂着一柄短剑，动作利落，一看就是个在船上待了大半辈子的人。

随后下来一个年轻人，约莫十九岁，身材瘦高，面容清秀，一头深棕色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呢绒长袍，领口别着一枚银质的别针。他的步伐稳健，目光沉静，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从容。

年轻人抬头看了一眼洋房的拱形门窗，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走上前去，叩响了门环。

片刻后，门开了。一个中国仆人探出头来，打量了一下两人，用生硬的荷兰语问：“找谁？”

年轻人用流利的荷兰语回答：“马克西米利安·勒梅尔，求见欣洛彭先生。这是我的名片。”

他递上一张烫金的名片。仆人接过去，看了一眼，点了点头：“稍等。”然后关上门，转身进去了。

马克西米利安站在门外，等待着。他的父亲伊萨克·勒梅尔没有来——是他自己要求的。“欣洛彭不会想见我，”伊萨克说，“你去。你代表我，但不代表我的过去。”

马克西米利安理解父亲的意思。伊萨克和雅各布曾经是最亲密的合作伙伴——1601年，他们一起参与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筹备，一起在阿姆斯特丹的码头边喝酒，一起憧憬着东方的财富。但1609年，伊萨克因为抛售VOC股票而与公司决裂，也与雅各布分道扬镳。从那以后，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十六年过去了。荷兰已经不存在了——被西班牙镇压，被吞并，从地图上消失了。那些曾经的辉煌、曾经的争执、曾经的恩怨，在亡国的阴影下，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但伊萨克仍然不愿意亲自来见雅各布。不是因为恨，而是因为愧。

门再次打开了。仆人侧身让开：“欣洛彭先生请二位进去。”

马克西米利安和那位中年汉子跟着仆人穿过前院，走进客厅。客厅不大，陈设简洁，靠墙摆着一张红木长桌，桌上摊着几本账簿和一把算盘。墙上挂着一幅荷兰地图，边缘已经磨损发黄，显然是多年前带来的。

雅各布·欣洛彭站在窗边，背对着门口，正在给一盆盆栽浇水。他听到脚步声，放下水壶，转过身来。

他大约六十岁出头，身材瘦削，面容清癯，一头灰白色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的目光在马克西米利安脸上停留了片刻，然后落在了他身后的中年汉子身上。

“威廉·科内利斯·斯考滕。”雅各布缓缓开口，语气中带着一丝意外，“你也来了。”

中年汉子微微点头：“欣洛彭先生，多年不见。”

雅各布的目光在两人之间来回扫了一圈，然后走到桌边，坐了下来：“坐吧。”

马克西米利安和斯考滕在对面坐下。仆人端上三杯热茶，然后退了出去。客厅里安静了片刻。

雅各布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放下，然后看着马克西米利安：“你父亲还好吗？”

马克西米利安沉默了一瞬，然后说：“不太好。”

雅各布没有接话，等着他继续说。

“他的腿不行了。从去年冬天开始，膝盖肿得走不了路，天气一冷就疼得睡不着。大夫说是痛风，也有人说是因为在海上待太久，湿气入了骨。他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登莱的宅子里，很少出门。”马克西米利安顿了顿，“但他脑子还很清楚。每天都在写东西，写关于西伯利亚的笔记，写关于皮毛贸易的计划。”

雅各布听完，沉默了片刻，然后缓缓开口：“他还是老样子。身体垮了，脑子不肯停。”

他端起茶杯，又抿了一口，放下，然后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马克西米利安脸上：“说吧，你来找我，是为了什么事？”

马克西米利安从怀中取出一份文件，摊开在桌上：“欣洛彭先生，我想和您谈谈西伯利亚。”

雅各布低头看了一眼那份文件，没有伸手去拿。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说：“西伯利亚。最近很多人都在谈西伯利亚。”

“我知道。”马克西米利安说，“但我和他们谈的不一样。他们谈的是‘要不要去’，我谈的是‘怎么去’。”

他指着文件上的第一行字：“我和父亲设计了一套方案——成立一家西伯利亚公司，由皇室提供部分启动资金，在六京的票券交易所挂牌出售股份，募集民间资本。公司雇佣浪人作为护卫，在鄂毕河、叶尼塞河、勒拿河的关键位置建立贸易站，从当地部落手中收购皮毛，然后通过六京的商贸网络销往江南、日本、南洋。”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