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老周临时通知，陈默一个人提前来到安全屋

刚坐下一会儿，安全屋的门被人从外面敲了三下。

两轻一重，中间停顿的时长比老周的暗号长了一拍。陈默的手从腰后枪柄上移开，走过去拉开门栓。

门外站着一个人，灰布长衫，黑色圆口布鞋，手里没拿任何东西，连一支烟都没夹。他比陈默矮半个头，身形偏瘦，两鬓已经花白了，但腰背挺得很直，站在门口的光线里像一截被风刮了很久但仍然立着的旧旗杆。

二先生。

二先生跨过门槛进了屋，反手把门带上。他的动作很轻，门合拢的时候锁舌磕进门框的声音比平时小了一半。他走到桌边站定，环视了一圈这间地下室——砖墙、横梁、墙角那堆空麻袋和墙面上用粉笔画的几条痕迹——然后收回目光在桌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把两只手平搁在桌面上。

陈默站在门边没有动。二先生抬头看了他一眼，声音不高也不低，像在说一件已经定下来的事：你最近做的几件事我都知道了。天津中村银行那批东西已经分批运到了该去的地方。兵器厂那边用你上次运过去的机床，这个月的枪弹产量比上个月多了三成。几次送来的药品覆盖的伤病员人数比年初翻了一倍。这些不是靠运气做到的。

陈默走过来在对面坐下。煤油灯在桌角亮着，光把两个人的脸照成不同的明暗面——二先生的脸有一半融在阴影里，另一半被灯光勾出一道清晰的轮廓线，眉骨和鼻梁的转折处线条分明，像用刻刀在木头上剔出来的。

二先生的目光在陈默脸上停留了一会儿才继续说下去：今天来找你，是因为我想知道一件事。

您问。

你是从哪里来的？

地下室安静了一瞬。煤油灯的灯芯爆了一朵小灯花，啪的一声，又恢复了平稳。陈默没有移开目光，他看了二先生片刻，然后把两只手从桌面上收回来搁在膝头，身体微微往前倾了一点。

他开口的时候声音很平，每个字的间距差不多，像是在念一段他提前想好了很久的话：我不是这个时代的人。我来自一个不同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我读过这段历史。我知道这场战争什么时候结束，知道日本什么时候投降，知道战后会发生什么。

二先生的表情没有变化。他没有打断，也没有追问，只是坐在那里安静地听着，手平搁在桌面上没有动。陈默继续往下说：我知道抗战结束之后还会打仗——国共之间。我能记起一些重要事件的大致时间和地点，但不能记得所有细节。我掌握的信息是不完整的，有一些只有模糊的印象，有一些已经记不清了。

他说完之后停顿了片刻，然后补了一句：但我记得日本投降之后盟国成立了一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发动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进行了审判。我想说的是——战后的清算必须完整。那些在中国犯下战争罪行的人，不应该因为局势变化就逃脱责任。他们应该赔偿、应该被追究、应该以战争罪被定罪。

二先生安静地坐着，把手从桌面上收回来搁在膝头。他低了一下头，像是在整理思路，然后又抬起来看着陈默，开口的时候语调比刚才更慢一些：你说你记得一些事。但历史是会变的——你来了，你做的那些事本身已经在改变它。

陈默没有反驳这个说法。他看着二先生，想了一下才回答：我只做了一部分。华北和华东几条线上的物资损失影响了日军的补给节奏，但大规模战役的走向不是我一个人能改变的。日本会战败，不是因为少了几座仓库的物资。

二先生把目光从陈默脸上移开，落在墙角那堆空麻袋上，看了一会儿之后又收回来。他忽然问了一句：按照你记得的那个版本，战争结束后，那些日本战犯最后受到了什么样的处置？陈默没有犹豫，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过程和结果大致说了一遍，提到了绞刑和无期徒刑，提到了南京大屠杀和细菌战等罪行被列入了判决书。

最后他补了一句：但这些审判只能覆盖甲级战犯，大量的乙级和丙级战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我希望这次不一样。我要的不只是几个将军被绞死——所有手上沾过中国人血的日本人，都应该被追诉、被审判、被赔偿。

二先生听完之后沉默了片刻，然后问他：你打算把这些事告诉谁？陈默看着他，声音比刚才平稳了一些，每个字的尾音都收得短促而清晰：先告诉您。以后该告诉的人会越来越多。二先生听完之后没有立刻回应。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他开口的时候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但仍然清晰：你说的事很重要，不是现在立刻就能办到的事，战后才会开始，而且需要很多人一起才能完成。

陈默点点头，他明白这件事的分量，也清楚当下最要紧的还是先把仗打赢：“我知道，所以我没有急着说出去。我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为那一天攒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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