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五政策本来是让边民赚点外汇、换点物资，好让日子能熬过去。李福林的想法很简单：宝安的农民不容易，对面香港的农民日子过得比这边好，与其堵着不让去，不如放开了让他们去，带点东西回来，总比饿着肚子强。

结果口子一开，事情就超出了预期。非宝安籍的人也开始往宝安涌。

先是广州那边的，坐了夜班火车到深圳，下车之后拎着包袱就往罗湖方向走。然后是湖南的，挑着扁担走几百里路，鞋底磨穿了用旧布缠上继续走。江西的、福建的、广西的，沿着铁路线和公路线，一群一群地往南边来，像是一条条细流汇进了同一条河道。到了宝安之后，他们躲在亲戚家、老乡的工棚里、废弃的旧屋里，有的甚至在桥洞底下铺了层稻草就住下了，然后换一身干净衣服，混在边民队伍里，排着队过关。

李福林的秘书有天早上推开办公室的门，手里拿着一份刚统计完的底册，站在桌子前面犹豫了一会儿才开口：书记，非本县籍的过关人数上个月多了快三倍。

李福林正蹲在铁皮炉子边上煮茶，闻言抬起头，手里攥着那把搪瓷茶缸，没急着喝，先问了一句：那都什么人？

秘书把底册翻到第二页：湘赣闽桂的都有。先到广州，再溜到宝安冒充边民。一嘴湖南话，非说自己是深圳人……你说他不是，他跟你急。

李福林听完笑了一下，低头吹了吹茶缸里的浮沫，喝了一口，咽下去之后把茶缸放在桌角上。他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想一件他不确定需不需要跟秘书说清楚的事，然后开口说了一句：一个羊也是赶，一群羊也是放，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年底大家都过了一个好年，这才是最重要的。

秘书站在那里没动，又翻了一页底册，像是还有话要说，但看见李福林已经转过椅子去窗边看院子外面那棵结了霜的柿子树了，就合上本子退了出去。

那年冬天，确实有不少人家过了一个好年。米缸里多了几斤白米，灶台上多了几块糖，腌菜坛子边上多了几包果脯和巧克力，孩子们的手里攥着硬糖块，含在嘴里舍不得嚼，等它慢慢化，化到最后一层薄薄的糖壳才咬碎咽下去。屋里烧着火盆，炭火把窗纸映成暖黄色，映着玻璃内侧凝着的霜花，一圈一圈往外扩。

结果刚过完年，出事了。

沙头角中英街，是边界。界碑立在街心，一边是宝安，一边是新界。界碑两侧各有一排哨位，中方的哨兵站在水泥岗亭里，英军的哨兵站在对面那排红砖岗亭里，两排哨位隔着界碑相望，白天夜里都有人站岗。

那天的太阳不错，午后的光线从界碑上方斜照过来，把两边的哨位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水泥路面上，黑白分明。界碑那边有一群看热闹的小孩儿，有的跟着家里大人来送老爹过境做生意的，有的就是住在附近的，闲着没事蹲在墙根底下看士兵。一个个穿着带补丁的棉袄，袖口磨得发亮，鼻涕挂在嘴唇上方，吸溜一下又缩回去，要么叼着袖口发呆，要么把手揣进对襟里站着。

他们看着自家解放军哨兵，眼睛亮晶晶的，像是盯着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军装整齐，腰带扎得紧，枪背在身后，站得一动不动。当然也有孩子对对面那些红毛黄毛的英军士兵好奇，毕竟岁数还小，没见过这种长法的洋人，偷偷偏过头去看了一眼，又转回来，又偏过头去看一眼。

英军哨兵换岗之后，领头的那个士兵个子不高，鼻头有些发红，站在界碑那边，看着这边一群小孩，像是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东西。他伸手摸了摸口袋，从里面掏出一颗糖来——圆形的，包着彩色糖纸，在午后的阳光下反着细碎的光。他拿着糖，冲这边的小孩晃了晃，又塞回自己嘴里，故意嚼得很大声，腮帮子一鼓一鼓的，像是在说我有糖，你们没有。

那些孩子以前可能真没怎么吃过糖，但自从三个五之后，糖不再是稀罕东西了。他们尝过甜味儿了，知道那东西好吃。有年龄小的就目光灼灼地看着那个鬼佬手里晃来晃去的糖，嘴角挂着哈喇子，手指头塞进嘴里咬着，像一只看到肉骨头又不敢上前的小狗。

中方的哨兵看了一眼，没说什么。拿糖逗孩子，大人常有的事，不是什么大事。那英军士兵逗了两下，把糖朝这边扔了过来，糖纸在界碑上方划了一道弧线，落在水泥地面上，弹了一下，滚到一个小女孩的脚边。那女孩三四岁，穿着碎花棉袄，袖口缝着补丁，蹲下去捡起来，还没拆开，旁边大一点的孩子就把她拉住了。

女孩攥着那颗糖没松手，低头拆开糖纸。纸是彩色的，裹着一层蜡光，她剥了两下才剥开，然后犹豫了——糖纸里面露出来的东西黑乎乎的，黏糊糊的，形状和颜色都不太对，她凑近了闻了闻，皱了一下眉头。她知道巧克力也是黑乎乎的，黏糊糊的，她爹带回来的巧克力就是那样的，确实好吃。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把糖块举到了嘴边，眼神在那坨黏糊糊的东西表面停了一瞬，像是在掂量那笔闻到的气味到底值不值得赌，然后狠狠心就要往嘴里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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