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安的一帮农民，头一回过罗湖的时候，心里是没底的。他们提溜着自己家养的大鹅，绑着腿，倒吊在扁担两头，鹅脖子伸得老长，嘎嘎地叫了一路。过了关之后，几个人站在香港这边的土路边上，面面相觑——鹅是带来了，但该卖给谁？他们不认识人，不知道市场在哪，也不敢贸然往街里走。街上的人来来往往，没有人停下来看他们一眼，也没有人问他们手里提着什么。

正蹲在路边发愁的时候，两个穿灰布短褂的年轻人从巷口拐了出来，步子不快，但一看就是常在这片转悠的人。其中一个瘦高个，嘴角叼着一根没点的烟，扫了一眼他们手里的鹅，脚步慢了下来，侧过头对旁边的人说了一句什么，然后朝那几个农民走了过来。他上下打量了一眼，问：“北边过来的？卖鹅？”领头那个农民点了点头，嗓子有些紧，像是怕说错话。瘦高个没多问，只抬手指了个方向：“结志街，那边有家烧腊店，老板叫阿昌，收活鹅。你们顺着这条路走，过了两个路口右拐，看到招牌上写着‘阿昌烧腊’的就是。”

几个农民顺着指的方向到了结志街，果然找到了那家烧腊店。橱窗里挂着几排油亮的烧鹅和叉烧，铁钩上还在往下滴油，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一层薄薄的金色光晕，像是有人用指腹在玻璃内侧抹了一道带温度的水汽，还没来得及干透。阿昌正站在砧板后面剁叉烧，听见门口有人探头探脑，放下刀走出来，看了一眼他们手里的大鹅，伸手掂了掂其中一只的分量，又看了看鹅掌和鹅脖子的粗细，说了一句：“三块五一只，全收。”领头那个农民愣了一下，三块五的价格不算高，但他本来也没指望能卖多高，关键是能找到人收。他连忙点头，把扁担上的鹅一只一只卸下来。阿昌转头朝店里喊了一声“阿娟”，让她把钱算好，又回头问了一句：“你们从哪边过来的？”

农民说从宝安过来的。阿昌手上动作没停，把鹅拎进后院，出来的时候手上沾着水珠，在围裙上擦了两下：“那你们回去的时候带点什么？大米要不要？我这里的大米自从内地的货源断了，都是从美记从泰国运回来的，价钱不贵。”几个农民凑在一起商量了一会儿，大米当然要。在香港想买棒子面儿有点儿困难，这边的人花生都喜欢吃鲜的，哪会吃那喇嗓子的粗粮。况且这个阿昌看上去就挺实在的，他媳妇儿那个表妹还是宝安人——亲不亲，故乡人嘛。反正过两天还得再来。

阿昌跟他们谈好了价钱，开始称米。米袋搁在台面上，他用铁秤砣拨到对应的刻度，秤杆抬起来又落下，他把秤砣往下挪了半寸，秤杆才堪堪停平，像是把那一端的重量偷偷往自己的方向多让了半分，又把前端多出来的那一粒米拨回了袋子里。领头那个农民看见了，没有吭声，只是把米袋接过来，扎紧了口，扛到肩上，冲阿昌点了点头。

龙根叼着烟从街对面晃过来，步子不紧不慢，像是路过，又像是等了一会儿了。他在那帮农民旁边停下来，歪着头看了一眼他们肩上扛着的米袋，又看了看他们空着的那只手，开口说了一句，语气随意得像是在聊天气：“半斤糖，两块巧克力，只要一块钱。”几个农民眼睛就亮了。在这个饿肚子的年代，糖和巧克力可是高端营养品，关键时刻是能救命的。他们咬咬牙跺跺脚，一人买了一份。龙根收了钱，把纸包递过去，又补了一句：“买这个套餐的人，可以去可乐厂灌一壶可乐，不管多大的壶。”他抬手指了指街尾的方向，那边有一座水泥厂房，这里其实是一个可乐厂的灌装车间，为了分销方便设立的，此刻车间大门开着，门口已经有人拎着空瓶子在排了。

一群人欢天喜地地背着粮食，跑到可乐厂灌了个水饱。厂房门口摆着一张长桌，桌上搁着一只铁皮桶，桶壁上凝着一层细密的水珠，里面是刚灌好的可乐，在午后的光线里翻着细碎的褐色气泡。有人拎着旧油壶来的，有人拿着搪瓷缸，有人不知道从哪儿翻出一只猪尿泡，吹大了绑在竹竿头上，倒像个临时扎起来的容器，也不管边上的人看了几眼，只管把口对准了铁桶的龙头。接满了一壶，站在门口仰头灌了两口，气泡顺着嗓子滑下去，凉丝丝的，打了个嗝，眯着眼，像是好几年没尝过这甜味儿了。

到罗湖过关的时候，几个人把米袋和糖包分开放，糖和巧克力揣在怀里。检查的人看了他们一眼，见是熟面孔，又看了看他们肩上的米袋，没有多问，摆摆手让他们过去了。走出一段路之后，有人先反应过来，低声跟旁边的人说了一句：“那些糖块儿巧克力，好像不占那五块钱指标的。”旁边的人愣了一下，也跟着想通了——那五块钱的指标是买粮食、买农具、买日用品的，零嘴儿不在这条线上。再说了，顺手给孩子带点儿零嘴儿，检查的人还能拉着不放？都是乡里乡亲的，咋能呢。想清这事儿之后，一群人脚步轻快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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