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赶明踏上了上访之路。

这条路，比他想象中更加崎岖，更加漫长，更像是一场没有尽头的、与无形巨兽的角力。

出发那天，清晨五点，整个刘庄村还沉在浓稠如墨的睡梦里。只有几声零落的犬吠，像石子投入死水，漾开片刻的涟漪，随即又被无边的寂静吞没。马赶明已经醒了，或者说，他几乎一夜未眠。炕头那盏十五瓦的灯泡，昏黄地亮了一宿，照着桌上那沓厚厚的、用各种粗糙纸张钉在一起的“材料”。每一页，都是他用那双握惯了锄头、如今却颤抖不止的手，一笔一画写下的。字迹歪斜，夹杂着错别字，却力透纸背，仿佛要把所有的恨、所有的冤、所有的绝望，都摁进纸纤维里。上面记录着赵鑫来这些年如何欺男霸女、侵吞集体财产、打击报复……当然，最核心、最血淋淋的，是他如何用权力这把钝刀，凌迟了自己的女儿马三风。

材料被他用一块洗得发白、打了补丁的蓝布，仔细包裹好。布包很旧，但干净，像他此刻的心——被屈辱和怒火反复灼烧过，却奇异地在灰烬中，淬炼出了一种近乎偏执的“纯净”：他只要一个说法，一个公道。

他推出那辆除了铃铛不响、浑身都吱呀作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车轮碾过村口的黄土路，发出单调而固执的“吱呀——吱呀——”声，在黎明前最深的寂静里，传得很远，像是一个不甘的灵魂，在用最后的气力叩问着什么。

第一站，县信访办。

不到七点，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龙。队伍里大多是和他一样面孔黧黑、眉头紧锁的农民。有人紧紧攥着卷了边的材料，眼神空洞地望着紧闭的大门，里面盛满了茫然与微弱的期盼；有人蹲在墙根，一口接一口地抽着劣质卷烟，烟雾缭绕，却驱不散脸上的愁云。信访办大门上方，“为人民服务”五个鲜红的毛体大字，在渐渐亮起的晨光中，显得格外庄重，也格外……遥远。

排了足足三个小时，腿都站麻了，终于轮到他。窗口后面，坐着一个二十出头、脸色略显苍白的工作人员，眼睛盯着桌上的报纸，头也不抬，公式化地问：“什么事？”

“同、同志……我举报，举报我们村支书，赵鑫来。”马赶明连忙凑上前，小心翼翼地将那个蓝布包打开，取出最上面一份材料，双手捧着，微微颤抖着递进窗口。

年轻工作人员抬眼瞥见厚厚一沓材料，皱起眉，随手翻了两页，不耐烦地让马赶明先填表，要求简明扼要突出重点，将表格推出窗口。

马赶明本想讲清细节，看到对方态度，只能默默接过表格，蹲在墙边就着膝盖填写，心中满是不平：血泪遭遇如何能精简？

之后的日子里，这样的场景成了常态：马赶明背着蓝布包，穿梭在县城各个机关，每到一处就要重新排号、重新复述遭遇。

有的工作人员记录后让他回去等消息，有的直接推说应找当地政府解决，要求他拿出确凿证据。

县检察院一位中年检察官听完马赶明两个小时的陈述后坦诚告知，若情况属实性质确实恶劣，但立案需要更扎实的证据链，现有的陈述和情况说明不够。

马赶明心头冰凉，懊悔不已：当初没提前留存证据，等反应过来，赵鑫来已经销毁了所有把柄，女儿也被吓得不敢多言。

一个月过去，马赶明只拿到几张回执，没有实质进展，希望慢慢耗散。

他决定改变策略，做出一个惊人决定：上网曝光。他用攒下的钱买了一部二手智能手机，住进县城五块钱一晚的小旅馆，找同住的高中生教自己使用。

马赶明老花眼看屏幕十分吃力，手指笨拙常点错，他学得慢却格外认真，把操作步骤一一记在随身小本子上。

起初，他发的控诉帖子石沉大海，还常因违规被删除，接连封了好几个账号。旅馆老板的孙子告诉他，内容太直白会触发敏感词屏蔽，可以用拼音、谐音代替；还有网友私信教他绕开审核的方法，马赶明照着做了，修改了敏感表述，隐去赵鑫来全名。

渐渐开始有人点赞、转发和评论，虽然关注度不高，这点回响还是让他重新燃起希望。

转折发生在一个湿冷雨夜，马赶明从信访办无功而返，撑着破伞往小旅馆走，进巷子后，两个壮年男子从拐角窜出堵住他，是赵鑫来派来的，二人出言威胁，让马赶明停止告状。

马赶明惊惧过后没有求饶，他挺直压弯的脊梁，眼神亮得骇人，对着两个歹徒一字一句说：回去告诉赵鑫来，我马赶明活了六十七年，什么场面都见过，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根本不怕你们这些见不得光的威胁！

他声音不大，却带着豁出一切的狠劲，在狭窄潮湿的巷子里回荡。

两个歹徒没料到老头如此硬气，一时愣住。马赶明趁愣神，用尽全身力气扯开喉咙，对着巷子两头高声呼喊救命杀人。

嘶哑却有穿透力的喊声划破雨夜，附近几户人家瞬间亮起灯，有人开窗张望。两个歹徒慌了神，骂了一句，瞪了马赶明一眼，放话“你等着”，随即逃入雨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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