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教室后墙的黑板报还贴着“距离高考还有100天”的标语，粉笔灰在阳光下飘得像雪，落在摊开的试卷上，轻轻一吹就散。我趴在桌子上，手机屏幕亮着，映出张模糊的老照片——背景是九十年代的日本街头，路灯昏黄得像块融化的黄油，行人模糊成彩色的影子，只有角落站着个穿水手服的女生，脸朝着镜头，脖子却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歪向右边，下巴几乎贴到肩膀，深棕色的头发垂下来，像道帘子，遮住了半张脸。

“还看这个？”同桌阿哲凑过来，校服袖子蹭过我的胳膊，带着股洗衣粉的香味。他咂咂两声，手指点了点屏幕，“歪头姐，你都看三年了，不腻啊？我奶奶看《还珠格格》都没你这么执着。”

我没抬头，指尖在屏幕上放大照片，直到女生露在外面的半只眼睛占满整个屏幕。瞳孔是纯黑的，没有一丝眼白，像块浸在水里的墨石，直勾勾地盯着镜头，或者说，穿透镜头，盯着看照片的人。那眼神里没有情绪，却让人后颈发紧，像被毒蛇盯上了。

“你不觉得邪门吗？”我压低声音，喉结动了动，“传说拍这张照片的人，后来疯了，总说脖子后面有人吹气，凉飕飕的，最后在精神病院里把自己脖子拧断了，死的时候姿势跟照片里一模一样。”

“扯吧你就，”阿哲推了我一把，力道不轻，我的手机差点从桌上滑下去，“都市传说而已，跟裂口女、八尺大人一个路数，骗小孩的。我舅姥爷就在精神病院上班，压根没这回事。”他顿了顿，突然凑近，声音压得更低，“再说了，真有这么邪乎，你还敢天天看？不怕晚上来找你？”

他的呼吸喷在我耳边，带着薄荷糖的味道，我却打了个寒颤。可我知道不一样。这张照片是我在爷爷的旧相册里翻到的。爷爷年轻时在日本做过交换生，相册里全是昭和年代的街景，樱花树下的电车、穿和服的女人、挂着红灯笼的居酒屋，只有最后一页夹着这张格格不入的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行日文，笔画潦草，我查了半本字典才认出来：“昭和六十二年，银座，不该拍的。”

爷爷去世前卧床那几年，总爱对着空气说话，说的都是日语，含糊不清，像含着块热豆腐。护工说他是老年痴呆，可我总觉得他在说什么重要的事。有次我守夜，凌晨三点，他突然坐起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反复说着一句话，发音很轻，却异常清晰。我听懂了，是中文，翻来覆去地说：“脖子……脖子歪了……”

他的脖子确实有点问题，老往右边歪，吃饭时筷子都握不稳，医生说是神经性斜颈，开了一堆药，没什么用。可我总觉得，不是神经性的，是看了这张照片的缘故。就像某种诅咒，缠上了看过它的人。

晚自习放学，我骑车路过老巷，路灯忽明忽暗，电流“滋滋”的声音在寂静里格外刺耳。树影投在斑驳的墙上，被风吹得扭曲，像个歪着头的人影，长发垂到地上，跟着风轻轻晃。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是阿哲发来的消息：“别自己吓自己，明天我带个新传说给你看，二战时的幽灵船照片，比歪头姐刺激十倍。”

我没回，心里像塞了块冰，凉得发疼。刚才骑车时，总觉得有人跟在后面，脚步很轻，“嗒、嗒”地敲着地面，像穿了木屐的日本女人在走路。回头看了三次，巷子里空荡荡的，只有我的影子被路灯拉得老长，脖子的地方有点歪，弧度诡异，像被人从后面拧了一下。

回到家，爸妈已经睡了，客厅的灯亮着盏小夜灯，昏黄的光打在爷爷的遗像上。照片里的爷爷笑得很温和，穿着中山装，脖子挺得笔直，一点没歪。我走过去，刚想给他擦下相框上的灰，手指突然顿住——遗像里爷爷的脖子，好像歪了一点点，右边的肩膀比左边高，下巴微微往右边收，嘴角的笑容也变得僵硬，像在模仿照片里的女生。

“幻觉吧。”我嘀咕着，揉了揉眼睛，眼眶有点涩。可能是最近复习太累，眼花了。再看时，遗像又恢复了原样，爷爷的脖子还是笔直的，笑容温和，仿佛刚才的诡异只是我的错觉。

可我知道不是幻觉。刚才擦灰时，手指碰到相框边缘，冰凉的，像摸到了块浸在冰水里的石头，那股寒意顺着指尖爬上来，钻进骨头缝里。

夜里躺在床上，我又点开了那张歪头照。放大到最大，像素块模糊成一片，却能看见女生水手服的领口，有块深色的污渍，边缘发乌，像干涸的血。她歪着的脖子后面，头发缝里好像藏着什么，不是皮肤的颜色，是片暗灰色，粗糙得像块生锈的铁，还带着点反光。

手机突然“咔哒”响了一声，屏幕暗下去，自动关机了。明明下午才充满的电。

黑暗里，我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窗外的风刮过树枝，“呜呜”地响，像女人的哭声，又尖又细。床尾的地板上，好像有个影子，很高，穿着水手服的轮廓，脖子歪向右边，正贴着墙根，慢慢朝我这边挪。影子的头发很长，拖在地上，像条黑色的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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