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晋开运三年，腊月。

这一年冬天冷得邪乎，汴梁城头的旗帜冻得跟铁片似的，风一吹哗啦啦响，听着都硌牙。城门口的守军缩着脖子，一个个把手揣在袖筒里，活像一排冻蔫了的鹌鹑。有个年纪小的兵拿胳膊肘捅了捅旁边的老兵：“叔，你说杜太尉那边……到底啥情况啊？这都多少天了，咋连个信儿都没有？”

老兵没吭声，眯着眼往北边瞅了瞅。天灰蒙蒙的，啥也看不见。过了半晌，他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没信儿，就是最大的信儿。”

这句话说得小声，周围的人却都听见了。没人搭腔，只有风在城墙上呜呜地吹，像是谁在哭。

而此时此刻，汴梁皇宫里，石重贵正对着满朝文武发脾气。准确地说，是发很大的脾气。

“杜重威！朕把全国的精兵都给了他！二十万！二十万啊！”石重贵把案几拍得砰砰响，茶盏都蹦了起来，“他就是拿二十万根烧火棍往地上一杵，契丹人也得磕半天的脚！结果呢？结果他给朕来了个全军投降？他杜重威的膝盖是豆腐做的吗！”

底下的大臣们一个个眼观鼻鼻观心，恨不得把自己缩成一张纸片。这种时候谁搭话谁倒霉，这是朝堂生存的第一铁律。

但总有人倒霉。

宰相李崧硬着头皮往前站了一步，清了清嗓子，用一种“臣接下来的话可能不太中听但臣不说就没人说了”的语气开口：“陛下，当务之急……是汴梁的防务。杜太尉既已降敌，河北门户大开，契丹铁骑南下，怕是……”

“怕是什么？”

“怕是……旦夕即至。”

这四个字一出来，整个大殿安静得能听见旁边太监咽口水的声音。旦夕即至。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人家可能已经在路上了，搞不好晚饭前就到。

石重贵一屁股坐回龙椅上，刚才拍桌子的那股子气势一下子泄了个干净。他不是不知道局面有多糟，他只是不想知道。这就像你明知道灶房里的米缸见了底，但不到掀开盖子亲眼看见的那一刻，就总还能骗自己说今晚有饭吃。

“朕……”他张了张嘴，声音哑得厉害，“朕待杜重威不薄啊。”

没人回答他。这个问题朝堂上谁都回答不了。你待他不薄，他照样把你卖了，这事儿你要讲道理都没地方讲去。

沉默是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的。一个禁军将领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盔甲上的铁片叮叮当当响了一路，跪倒的时候差点滑出去。

“陛、陛下！契丹先锋已过黄河！距汴梁不足百里！”

好了。米缸的盖子被人一把掀开了。里面不光没米，连缸底都叫人搬走了。

大殿里瞬间炸了锅。刚才还安安静静装鹌鹑的大臣们一下子全都活了，有喊“赶紧调兵”的，有喊“加固城防”的，有喊“派人议和”的，还有一个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臣家中还有老母先告退了”——这位倒是很诚实，但被门口的侍卫拦了回来。

石重贵坐在上面，看着底下乱成一锅粥的场面，忽然觉得特别荒诞。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志得意满，觉得自己能把契丹人打回草原去放羊。结果现在，人家兵临城下，他手里连一支像样的军队都凑不出来。

全给了杜重威。全给了那个膝盖比豆腐还软的杜重威。

“够了！”他猛地站起来，把最后一点皇帝的威严全押在这一嗓子上了，“都给朕闭嘴！”

安静重新降临。所有人都抬头看着他，眼神里写满了同一个问题：陛下，您有办法吗？

石重贵其实没有办法。他要是有办法，刚才就不会拍桌子了。但他现在必须说点什么，因为他是皇帝，满朝文武可以慌，他不能慌——至少表面上不能。

“传朕旨意，”他深吸一口气，“命城中所有能拿得动兵器的人，全部上城防守。另外……派个人去见耶律德光。”

“派谁？”李崧小心翼翼地问。

石重贵看了他一眼。

李崧立刻后悔自己问了这个问题。

“你去。”

李崧的脸一下子就白了。去契丹军营谈判，这事儿说白了就是拿命去赌。耶律德光要是心情好，你可能全须全尾地回来；要是心情不好，你的脑袋大概率会被装进盒子里送回来，还得附上一句“多谢款待”。

但宰相这个职位吧，平时享的福比别人多，关键时候背的锅也得比别人沉。李崧深深吸了一口气，用一种“臣此去怕是凶多吉少但臣不去好像也不行”的表情跪了下去：“臣，领旨。”

当天夜里，李崧就出发了。走之前他回了一趟家，跟老婆孩子交代了后事。他老婆哭得稀里哗啦的，倒是他那个十二岁的小儿子特别镇定，说了一句：“爹，契丹人也是人，是人就能讲道理。”

李崧摸了摸儿子的头，没忍心告诉他：儿啊，这世上不讲道理的人，比讲道理的多多了。

李崧见到耶律德光的时候，是在黄河北岸的一座临时搭建的大帐里。帐子里烧着牛粪火，味道冲得能熏死一头驴，但耶律德光坐在那儿跟坐在皇宫里一样自在。这位契丹皇帝身材魁梧，脸被草原的风吹得粗糙发红，一双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时候跟刀子似的，让人浑身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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