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学城旁边的快餐店打工，店面不大，老板在后厨掌勺，我负责前厅点单收银，忙不过来也去后厨洗碗。洗碗间推开一扇铁皮门就是后巷，巷子尽头是一个垃圾房，附近几家馆子的厨余都往这儿倒。味儿重，但每天都有来翻的人。我每次倒垃圾之前会把能卖钱的塑料瓶和纸箱挑出来搁在墙边，省得他们再往桶里翻。

那对夫妻第一次来，是因为店里换了空调。老板让我把旧的卖掉，我在路边拦了一辆收旧货的三轮车。男的腿不行，下车的时候扶着车斗才站稳，女的在后面扶着那台旧空调，怕它掉下来。谈好价，男的付了钱，犹豫了一下，问我能不能跟停车场保安说一声让他们的三轮车从后门进来。他说垃圾房那边能捡到不少东西。我带他们走了停车场侧面那条路，铁门没锁，推得开。男的慢慢骑进去，女人跟在后面，朝我点了一下头。

第二天傍晚他们又来了，这次带了一个小孩，七八岁，蹲在三轮车旁边玩一个塑料小汽车。我从店里拿了一瓶饮料出去，递给那孩子。他妈推了好几次，我说不值什么钱，她才让小孩接了。男的坐在车斗边上擦汗，我问他是不是本地人，他说不是，腿不行，厂里不收，只能收旧货。孩子上二年级，周末没人带，就跟着出来。

之后每天晚上九点左右，他们会准时出现。我把东西分好放在墙边，有时候店里卖不完的饭菜也打包好搁在旁边。他们从不迟到，拿了就走，一个多月没断过。

那天晚上我等到九点半还没见人。快打烊的时候她从巷口走过来，步子不稳，一边肩膀低着，衣服上有灰，额头破了一块，嘴角也有一道干了的血迹。左手垂着不动。我放下手里的东西走出去，问她怎么了。她说车翻了，没事。我说今天别拿了，先回去休息，东西我给你留着。她不看我，低声说：“我拿走就行，我把垃圾收拾一下。”我又说了一遍，她没接话，过了一会儿才说了一句：“是啊，不容易。”声音很轻，像隔着一层什么在说话。

我回后厨拿打包好的剩菜和水果，递给她，说给孩子吃。她没接，只是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短，但那个眼神我记得。她转身朝垃圾房走过去，用一只手去翻那些分类好的东西。我站在门口看着，她在墙边停了停，把那袋水果放在墙根，然后直起身。巷口的灯照在她背上，她低头站了一会儿，像在等什么，又像只是站不稳了。然后她走了。步子不大，左臂没有摆过，身体微微朝左偏着，每一步都像在确认重心是否还能接住自己。

第二天他们没来。我打了两个电话，没人接。过了一周，那袋水果还在墙根，塑料袋已经瘪了，里面有几只压烂的橘子，皮已经干缩了。我一直没有碰它。

又过了一周，有一天中午我在前厅擦桌子，抬头看见门口站着一个人。是那个男人。他瘦了，头发白了一截，左臂上缠着黑纱。他站在门口，没有进来，像是不知道该不该跨过那道门槛。我放下抹布走出去。他说那天晚上她翻车了，送到医院没救回来。他说她出事之后还是来了一趟，拿走了我留的东西。他顿了一下，没有往下说，然后说他要回老家了，以后不来了。他跟我道了谢，没有再多说别的。

他转身朝停车场侧面那条路走了。路口的灯是灭的。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那辆三轮车停在路边，车斗里空了。他跨上车，脚蹬踩了一圈，链条响了几声，拐进巷口的暗处，没有回头，也没有停下来看身后的灯。我把后门带上了，没锁，只把插销插上。洗碗间的灯还亮着，水龙头在滴水，一下，一下。我拧紧了龙头，水声停了，关了灯，从员工通道出去，走回学校，没有再回头看过那扇后门。

第二天店里换了新拖把和新垃圾桶，后门口的地面被冲过一遍，水渍干了。墙边那卷旧铁皮底下，还压着那只塑料小汽车，颜色已经晒得发白。我没有捡，也没有碰它。

后来那只小玩具也不见了，不知道是被谁拿走的，还是被风刮进了下水沟。那袋水果也是，干透了之后被吹散了，和别的垃圾混在一起倒进了垃圾车，什么也辨认不出来了。那个男人再也没有回来过，三轮车也没有再停过那个路口。

后来我也辞了工，换了城市，那间快餐店现在还在不在，我不知道，后门那盏灯是不是还亮着，也不知道了。只是偶尔夜里路过一盏还亮着的灯，我还会想起她最后那一眼——她嘴唇动了动，没有出声。

我始终没有听到她说的是什么。她最后把那袋水果放在墙根，像是把自己还能放下的那部分也放下了，剩下的力气，她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去拿走了。他替她拿走了，骑着一辆空荡荡的三轮车，从路灯底下经过，没有再回头。那辆三轮车离开之后，巷子空了很久，铁门被风吹开了半扇，也没有人再来关上。

后来我也走了。那袋水果被人拿走、被风吹散、被扫进垃圾车，哪一种都一样——它已经被放下了，已经被接过了，已经完成了它该完成的。我也完成了。那句话，有没有被听到，我已经不再确定了。但它确实到过那里，在墙边，在灯下，在风里，在最后一刻——它停在了那里，像是要说，又像是已经说完。像是她已经把它留下了，像一个不再需要被拆开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