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在天津开了十几年出租，白班租出去，自己跑夜班。谁都知道夜班熬人，可老陈就喜欢夜里那阵安静——路灯底下空荡荡的马路，车里就他一个人，车窗摇下来半截，夜风灌进来，收音机里放着深夜谈话节目，主持人声音低沉得像在念一封旧信。

接车那会儿天刚擦黑，白班司机把钥匙扔给他，说了句“今儿生意一般”，就骑电动车走了。老陈坐进驾驶座，调了调后视镜，挂挡起步。他打算往河东大桥道那边溜达，那条线夜里有几处小区，加班回来的、赶夜场的人不少。

开出去没多远，他拐进一条没有路灯的小路。路窄，两边是老墙，墙上爬着枯藤。车灯照出去，前面灰扑扑的水泥路面泛着一层薄光。老陈看见路边站着三个人。他把车速放下来，眯着眼打量了一下——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中间一个。中间那人太高了，比旁边两个都高出一大截，而且壮得不成比例，像被什么东西撑开了。他裹着一件军大衣，领子竖起来，帽檐压得很低，整张脸全挡在阴影里，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下巴轮廓。左右两个人架着他的胳膊，他两条腿直挺挺地杵在地上，纹丝不动。

老陈把车停稳，摇下车窗。左边那人探过头来，声音低沉的，像喉咙里含着一口没咽下去的水：“师傅，走一趟。”老陈看了一眼后排，那人被他俩一左一右半抬半拽地塞进去。后座坐了三个人，中间那团军大衣占了三分之二的空间，帽檐遮住大半张脸，像一截塞进车厢的木桩，没有呼吸声，没有衣料摩擦的声响。

老陈问了句去哪儿，右边那人报了一个旧小区的名字，说不太清具体怎么走，只说到了大概位置他们再指路。

车开起来，后座一直没动静。老陈从后视镜里看了好几眼，中间那个军大衣一直垂着头，帽檐压着鼻尖，看不见脸。左右两个人也不说话，像两片贴在门板上的影子。车里的空气闷得很，老陈把收音机关了，发动机的声音在安静中格外清楚，带着一种沉闷的节奏，像什么东西在一颠一颠地往前挪。

开到那个旧小区门口，天已经黑透了。小区年代久了，路灯只有一两盏亮着，照出半明半暗的角落。老陈把车停在大门口，回头说：“到了。”后座没人动。他等了几秒，又说了一遍：“咱到地儿了。”右边那人伸手递过来一张五十块，说：“师傅，麻烦您开进去，走到头左拐，第一个楼口就行。钱不用找了。”老陈接过钱，捏了一下，是真钱。他没多说话，踩下油门往里开。

小区里横七竖八停满了车，路窄得两边后视镜几乎贴着墙走。那人指路指得含含糊糊，一会儿说“前面那个楼口”，一会儿说“不对，再往前一点”，像是自己也认不太清路。老陈心里越来越不踏实，那团军大衣始终没有动过，没有换过姿势，没有哼过一声，连呼吸声都没有。他觉得自己拉的不是一个喝醉的人，也不是一个生病的人，他觉得自己拉的是别的什么东西。

终于到了一栋楼下，右边那人说了句“就这儿”。两人下车，绕到另一边，打开后门，伸手去拉中间那个人。老陈从后视镜里看见那人的两条腿被拖出来的时候是直的，绷得很紧，膝盖没有弯，脚底拖着地面滑出去，鞋跟蹭着水泥地面，发出闷闷的声响。那两个人一左一右架着他，往单元门里挪，步子很慢，每一步都像在搬一件很沉很沉的东西。老陈盯着那团军大衣消失在门洞里，没有开灯，楼道里黑漆漆的。

他踩下油门，掉头往外开。可刚绕过一个弯，离合没咬住，车熄火了。他拧钥匙重新打着，继续往前，七拐八绕了十几分钟，又回到了刚才那栋楼下。老陈心里开始发毛，又绕了两圈，一样的墙、一样的单元门、一样灰扑扑的水泥地面，路灯下自己的车影被拉长又压短，像一圈走不完的循环。他第三次经过同一栋楼的时候，车窗被人敲了两下。

老陈一激灵，扭头看向左边——一个老头站在车门外面，七八十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背微驼，手里攥着一把枯艾草。老陈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老头的声音不高不低，像在说一件他早就该知道的事：“师傅，车打不着啦？”老陈没来得及回答，他又补了一句：“你刚才拉那三个人，中间那个，是个死人。你赶紧走，别停了。”

老陈愣住了，嘴张了一半，老头已经转身走了，步子不快，几步就隐在巷口的暗影里，像是从来就没站在那儿过。老陈低头拧了一下钥匙——车轰地一声着了。他猛打方向盘，这回只拐了一个弯，直接看见小区大门，亮堂堂的，门口一盏路灯白得发亮。他没有回头看后视镜，一脚油门冲了出去，在路边停了很久，手一直在抖。

他以为这事过去了。

第七天晚上，老陈去同事那儿取车，地下车库空荡荡的，日光灯管有一根坏了，闪一下灭一下。他走到车旁边，手刚搭上驾驶座的门把手，余光扫到前面的柱子——一个人站在那儿。军大衣，旧军帽，个子很高。他直直地站在柱子旁边，帽檐压着鼻尖，看不见脸。老陈的呼吸停了一拍，他没有细看，拉开车门坐进去，打着火，挂挡，车从那人旁边缓缓滑过。那人没有转头，没有动，像一尊被遗忘的立柜，面朝墙壁，帽檐遮住了眼睛，也遮住了所有可能辨认他的方向。老陈踩下油门，车窜了出去，拐上坡道，冲出地库，路面一下子亮起来。他喘了口气，车开到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偏头看见路边的电话亭里站着一个人——还是那个军大衣，还是那个高度，就站在电话亭里，面朝马路，帽檐低垂，像是等他经过很久了。老陈的脚从油门挪到刹车上，又挪了回去。灯绿了，他踩下油门，没再看第二眼。他那天晚上没有接客，直接把车开回了家。

后来他没再开夜班，换了路线，换了班次。那辆出租车他也没再碰过。他跟家里人说这件事的时候，只说了一句：“我拉过一车东西，中间那个，不是活的。”他始终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真正离开过那座小区。他有时候早上醒来，会想起地库里那根灰白色的柱子，想起那个靠着它站着的、一直没有转过来的高大人影，帽檐压得那么低，像是在等他认出他，又像是在等他最后一次经过。他再也没有经过过那条路。但他总觉得，那截人影一直还站在什么地方等着，等某一辆车再次在午夜拐进同一段没有路灯的小路，在后视镜里停留一瞬，然后绕过他的视线，消失在楼道的暗处。他从没有在后视镜里再看见过他。但他在路边的电话亭、地库的柱子旁、老城区的转角，确认过无数次。每一次，他都走了。每一步，他都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已经走出了那个路口。他只是不再回头确认。他知道，有些东西经不起确认。那一次他没有回头，也就没有看见那截人影是否还在电话亭里站着。也许他还在。也许他早就走了。只是后视镜里那条路，一直空着，空得像从来没有人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