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树清决定走了。

他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这个决定。眼镜厂那边的电话打来三通了，头一通是厂长问“陈总你什么时候回来”，第二通是财务说“有几笔年底的款子要您签字”，第三通是车间主任，声音吞吞吐吐的，说“您要是不方便回来，我们这边先撑着也行”。陈树清把第三通电话听完，挂了，在酒店的床头坐了一刻钟。窗外的县城像一幅没画完的画，远处的楼群在暮色里只剩下参差不齐的轮廓，通汇街方向的霓虹灯已经亮起来了，一小片一小片的，像有人往灰蓝色的画布上撒了一把碎玻璃。

他订了第二天一早的票。

那天夜里他没怎么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一会儿是厂里积压的订单，一会儿是在医院里那段模糊的记忆，一会儿又是什么都没有的空白。他索性起了身，穿好衣服，走到酒店的走廊尽头，推开楼梯间的门，爬上顶楼的天台。十二月底的夜风像刀子一样从北边灌过来，割在脸上生疼，他身上的薄外套瞬间就被打透了。他扶着天台的栏杆往下看——县城不大，夜里能看出去很远，几条主干道的路灯连成发光的线，把城区分割成一块一块的。他认出了西长街的方向，认出了通汇街的方向，然后在城北那一带找了好一会儿，终于在一片低矮的老城区里辨认出那条巷子的入口。

他盯着那个方向看了很久，呼出的白气在路灯下凝成一团一团，散得很快。

天亮的时候，陈树清退了房，把行李塞进一辆出租车的后备箱。司机问他去哪，他说：“先去城北那条巷子，老城区的，巷口有个烧饼铺。”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没多问，打了表就开出去了。车子穿过逐渐苏醒的街道——十二月底的清晨天亮得晚，六点多了天还是灰蒙蒙的，路边的早餐摊子已经支起来了，豆腐脑和油条的热气混在一起，白茫茫地升起来，在寒气里格外显眼。

车子在巷口停下了。陈树清付了钱，让司机等一会儿，自己下了车。他没有走进巷子，而是在巷口的那棵老槐树旁边站住了。老槐树的叶子早就掉光了，光秃秃的枝桠伸向灰白的天空，像一双手指张开的枯掌。从这个位置望进去，能看到牛肉汤店的卷帘门已经拉开了一半，昏黄的灯光从里面透出来，在清晨的寒气里化成一小团暖融融的光晕。门头上那块油漆斑驳的招牌在晨光里显得格外暗淡，但店门口已经有人影在走动了。

陈树清靠在老槐树的树干上，两只手插在夹克兜里，看着那扇半开的卷帘门。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非要来这一趟。他已经决定要走了，也已经道过谢了——之前带着锦旗和钱来过，只是那次没见到正主，只见到了马伟，还闹了个不大不小的误会。他也跟赵东岳吃过饭，赵东岳说“方四兄弟的事就是我的事”，这句话他记着，但总觉得隔了一层什么。真正的救命之恩，不是托人转达几句话就能还清的。

他其实怕见到方四。

说不上来为什么。从医院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对那个夜晚的记忆只剩下一团模糊的东西——像隔着磨砂玻璃看一盏灯，你知道那边有光，但看不清光的形状和颜色。那种被绝对碾压的感觉留在了骨头里，不是疼痛，而是某种更深沉的东西，像是被一只手从胸腔里伸进去，攥住了什么东西，捏碎了，又松开了。他醒来之后身体没有留下任何创伤，各项指标都正常得让医生直挠头，但他自己知道，有什么东西变了。那种变化说不清道不明，像是一把锁被人换了一把钥匙，门还是那扇门，但你不再确定门后面还是原来的房间。

所以他宁愿站在这里远远地看。

卷帘门在凌晨四点刚过的时候就已经拉开过半了，这时候天还黑着，只有灶台上的火光透过门缝映出来，在地上拖出一道细长的暖色光影。陈树清知道这家店开门早——做牛肉汤生意的，骨头要熬够时辰，后厨的人天不亮就得起来忙活。他站在巷口看了快一个小时了，眼看着天从墨黑变成深灰，又从深灰变成鱼肚白，巷子里的人气一点一点聚起来。先是送菜的三轮车在门口停了一下，后厨有人出来接了一捆葱一把香菜；然后是一个穿着棉袄的老街坊拎着保温桶走过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跟里面的人说了句什么，提着桶走了；再然后，天色又亮了一些，店门口摆出了几张桌子，有人开始进进出出了。

一个穿着黑色厚棉衣的年轻人从店里走了出来，手里端着一大锅刚熬好的汤。他用一块厚厚的隔热布垫着手，稳稳地把锅放在门口的小桌子上，掀开锅盖，拿长柄勺搅了搅，白茫茫的热气腾起来，模糊了他半张脸，然后雾散了，露出一张没什么表情的面孔。他把锅盖重新盖上，转身回了后厨。

陈树清认出了那张脸。

跟之前陈树明拿回来的照片上的是同一个人，年轻，平平无奇的五官，没什么表情。但隔着这段距离看过去，陈树清注意到一件照片上看不出来的事情——那人的动作太稳了。端锅也好，搅汤也好，每一个动作都像是被精确计算过的，没有多余的角度，没有一丝一毫的晃动。你盯着看久了，会觉得那不像一个人在做动作，像一尊石雕在按照预设的轨迹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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