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阶极窄，两侧长满湿漉漉的野草，天黑以后连台阶的边都看不清。郑耀先走得很慢，每踏上一级，先用脚尖试一下虚实，再落下脚跟。空气中满是雨后泥土和腐叶混在一起的气味。他走了约莫三分钟，到了第二个转弯处。果然有个人影靠在石壁边，嘴里叼着一截没点着的烟，见他上来，低声说：“郑组长，这边走。”说完转身往旁边一条更窄的小径拐去。郑耀先跟上去。小径没有铺石，泥地很滑，两侧是密密的矮竹。又走了几分钟，前面出现一道矮墙，墙下有个只容一人通过的小门。那人用钥匙开了门，把郑耀先引进去。

门后是一处极小的天井，四面都是高墙，只有头顶上一块灰蓝色的天。天井角落里有盏罩着黑布的路灯，光被压得极暗。那人在一扇铁门前停下，轻轻叩了三下。门内有人拉开门闩。郑耀先跨进去，眼前是一条又窄又长的走廊。两边都是木门，没有窗户。空气里浮着一股煤油灯和旧纸堆的气味。领路的人没说话，带着他走到走廊最里面的一扇门前，又用指节在门框上敲了两下，然后退到一旁。门开了，徐百川出现在门里。他换了一身深色中山装，神情比下午更沉。他侧身让郑耀先进去，又朝门外那人摆了摆手。那人便沿原路退走了。

屋里陈设比郑耀先预想的还要简单。一张深色办公桌，两把高背木椅，靠墙一排书架，书架上摆着些硬壳簿册和文件盒。桌上点着一盏绿罩铜灯，光只照亮桌前半尺见方。桌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全国地图，图上用不同颜色铅笔标着许多箭头和圈点。戴笠没有坐在桌后。他站在地图前，背对着门，手里拿着一只红蓝铅笔，正在图上轻轻点着。徐百川轻声说：“戴先生，老六到了。”戴笠没有马上转身，只“嗯”了一声，又在地图上添了一笔，才把铅笔放在桌上，慢慢转过身来。

郑耀先立正站好，低声喊：“戴先生。”戴笠上下打量了他一眼，说：“坐吧。从上海到重庆，能全须全尾地站在这里，说明你还有点运气。”郑耀先没说话，等戴笠先坐下，他才坐到对面。徐百川也坐到他旁边。戴笠端起桌上一杯已经凉透的茶抿了一口，又放下，目光从茶杯上移到郑耀先脸上，问：“上海现在到底还能不能坚持？”郑耀先说：“要看怎么坚持。如果按原来的编制和方式，最多半年。如果化整为零，只保留几个核心小组，还能熬过今年。”戴笠说：“具体讲。”郑耀先略一沉声，说：“上海站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人手，是交通。往租界外面的每一条通道都卡在鬼子和76号手里。我们的交通员已经换了三批。没有交通线，什么都进不去，也什么都出不来。人在里面，等于装在坛子里的鱼。”戴笠听到“坛子里的鱼”时眉毛动了一下，说：“那你这条鱼是怎么游出来的？”郑耀先说：“我把坛子砸了。从黄陂、大洪山绕出来。那条路能过人，但代价太高。走一次，后面的人就少一点。不是长期办法。”戴笠点点头，用指节在桌上轻轻敲了两下，问：“宋孝安给你的那些情报，说76号正在策反各站投降人员，情况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郑耀先说：“吴世宝的行动队下面已经专门设了一个‘感化组’，专门收容从军统和中统出去的人。待遇比在咱们这边好，有住房有烟土。很多外围交通员被抓以后，根本不用上刑，只要给他一口热饭，就能开口。他们把这叫‘温水煮蛙’。”戴笠眼中寒光一闪：“有多少人真的投了？”郑耀先说：“光我走之前查实的，至少九个。还有三个是投过去以后又后悔，托人带话想回来。”戴笠说：“你怎么办？”郑耀先说：“我没答应。能回来的，要么是被逼得走投无路，要么是还想骑墙。这种人今天能回来，明天也能再卖一次。我让宋孝安把那三个带话人的身份全部做了冷处理，暂时不给他们任何回应。”戴笠沉默了几秒，说：“做得好。有时候不回话，就是最狠的回话。”

屋子里静了一下。窗外有汽车驶过的声音，很快又远了。戴笠忽然换了个话题，问：“听说你和中统的李政在上海闹得很僵？”郑耀先说：“谈不上僵。只是中统那边做事总想踩着咱们的人头往上爬。去年秋天沪西那块，本来是我们先布的局，李政为了抢功，提前动了手。结果他们中统自己折进去五个人，还把我们的一个观察点暴露了。”戴笠冷笑一声：“中统那些人，自己本事不大，内斗比谁都凶。你这次回重庆，他们肯定也知道。你注意些，不要给他们留下口实。”郑耀先说：“明白。”徐百川插话说：“老六这次回来，化龙桥附近已经有人注意了。昨天中统的人在那个巷子口转了一圈，可能是盯别人的，也可能是冲他。”戴笠皱了皱眉，问：“谁的人？”徐百川说：“还没查实。看身形像中统渝调室的周兴才。”戴笠说：“周兴才那个狗鼻子，不奇怪。不过化龙桥那个点不是正式安全屋，待久了不行。等过了明天，让老六搬到曾家岩去。那里有我们的人，还靠近卫戍区，中统不敢太放肆。”郑耀先说：“一切听戴先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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