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车过了当阳以后路势渐平，四周的丘陵慢慢矮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又一片灰蒙蒙的旱田和稀稀落落的村庄。天色近黄昏时，远处地平线上浮起一层黄褐色的暮霭，几条土路在田野间交错，偶尔有挑担的乡民从路边走过，看见卡车驶来便匆匆避到田埂上。郑耀先半靠在车斗里的麻袋上，眼睛半闭着，身体随着车身轻微地晃动。赵简之坐在他旁边，一只手压在膝上，另一只手时不时把帆布掀开一条缝往外扫一眼。小丁缩在靠驾驶室的位置，背抵着木栏，脸色仍有些发白，但比前两天已经好了不少。

司机从前面探过头来，隔着后窗敲了两下玻璃，大声说：“前面就是宜昌西郊了，过了前面的小河沟就进城界。你们准备一下，等会儿过哨卡时别乱动，我来应付。”赵简之应了一声，把帆布重新盖好。郑耀先睁开眼，从怀里掏出廖副官给的那张通行条看了看，又收回去。这是一张盖着“鄂东游击挺进支队”红印的路条，纸质粗糙，印章也模糊，但在这片地方却比良民证管用。他抬头对赵简之说：“检查站的人如果问，就说是黄陂被服厂的，去宜昌送一批盐。别的不要多说。口音别太硬。”赵简之点头：“明白。”

卡车放慢速度，驶过一座极窄的木桥。桥面在车轮下吱呀作响，桥下河水不深，泛着浑黄的光。过了桥不远，路边出现一座用沙袋垒成的哨卡，横着一根黑白相间的木杆。两个穿灰蓝色军服的士兵从岗亭里走出来，肩上背着长枪。其中一个打了个手势让车停下。司机把车停稳，推门跳下去，喊了声：“兄弟，老李的车，每回都是这个点，没货出去，带了几个赶路的。”他说着从口袋里摸出烟，先给那当头的递了一根。那士兵接过去，用火柴划着，叼着烟走到车尾，掀开帆布一角。郑耀先三人正坐在货堆中间，个个灰头土脸。郑耀先抬了抬头，没说话。赵简之则憨憨地冲那兵笑了笑。

那士兵问：“干嘛的？”郑耀先答：“黄陂来的，去前面投亲戚。老板顺路带我们一程。”士兵又看了看他们手边的行李，没有多翻，只挥挥手：“走吧。”司机忙不迭地道了谢，跳上车发动起来。车过了哨卡，又走了约莫半个钟头，前面便出现了宜昌城外的轮廓。那是一大片低矮的屋舍和沿江而建的货栈，远处江面上有几点船灯已经亮了起来。郑耀先透过帆布缝望着那点灯火，心里盘算着进城后该怎么接头。来之前廖副官只告诉他，到宜昌后先到城东的“和记粮行”找一个姓刘的管事，那人会安排下半夜的住处，然后再等从重庆方向来的船。至于姓刘的管事长什么样、什么口音，廖副官只说了一句：“你去了只说是鄂东送山货的，他自然明白。”

车进了城界，路面变成青石板，颠簸得更加厉害。街边的铺面大多已经关了门，只有几家茶馆和纸烟铺还亮着灯。卡车在城东一条不宽的巷子口停下。司机回头说：“到了，就这儿下。再往前是日本人的巡逻区，车不能停。”郑耀先三人从车斗上跳下来，活动了一下发麻的腿脚。郑耀先给司机塞了几张票子，司机推了两下后收下，说：“这条巷子往里走，第三个门洞就是和记粮行后门。你们动作轻点，别在街上逗留。”说完一踩油门，卡车晃悠悠地开走了。

巷子里黑漆漆的，只有尽头的墙根下积着一片脏水，映出天上几颗星。三人贴着墙根往深处走。走了几十步，果然看见一个极窄的门洞。门是旧木板拼的，门缝里透出一丝极淡的灯光。郑耀先让赵简之和小丁在暗处等着，自己上前轻轻叩了三下。门里没有动静。过了片刻，一个低哑的声音从门后传来：“哪个？”郑耀先答：“鄂东送山货的，老廖让来的。”门开了一条缝，一个光头中年人探出头来。他约莫四十多岁，脖子很粗，眼袋很重，眼神却锐利得很。他上上下下把郑耀先打量了一遍，又往他身后看了看，问：“几个人？”郑耀先说：“三个。”那光头男人把门又拉开一些，侧身让他们进去。

门后是个不大的后院，堆着一些空麻袋和竹筐。穿过院子进了一间低矮的堂屋。屋里没有点大灯，只点着一盏煤油灯，火苗拧得很小。光头男人把门掩好，回头低声说：“我姓刘。老廖昨天夜里就给我发了电报，说你们今天到。今晚先在这儿睡。明天下午有艘小火轮从重庆下来，在宜昌停一夜，后天早上开回去。船上有关老板的人，你们上船后去找二副，说是给船上带药的。别在码头上露脸。”郑耀先点头：“码头现在查得紧吗？”刘管事说：“白天紧，夜里更紧。鬼子和水上缉私队轮流守着。所以你们上船要赶在天亮前，借着卸货的工夫混上去。”赵简之忍不住插了一句：“那小火轮是咱们自己的？”刘管事看他一眼，没回答，只把嘴里的半截烟吐在地上踩灭：“不该问的别问。到了船上自然有人安排。你们吃东西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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