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本办公室里的吊扇缓缓转动着,扇叶切割着从百叶窗缝隙中漏进来的午后阳光,在桌面上投下一道道明暗交替的光影。郑耀先离开之后,宫本独自坐在办公桌前,手指轻轻敲击着那份微缩胶卷的鉴定报告。他的目光落在报告末尾技术课的签名栏上,嘴角那丝笑意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若有所思的阴沉。
宫本一郎从来不是一个容易被表象迷惑的人。他在中国待了十二年,从关东军情报课的特工一路做到特高课驻76号顾问,经历过无数次日伪内部的政治倾轧和情报斗争。华北旧档的调查虽然以郑耀先的无罪结论告终,但这个结果本身并不让他感到轻松——恰恰相反,藤田在关东军情报课经营多年的渗透网络被连根拔起,中村诚被捕,刘振邦被双重追捕,整个“霜月”项目面临着被彻底曝光的风险,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太干净了。从吴世宝被停职审查到中村诚在狄思威路公寓楼落网,从冯德昌的技术分析报告到匿名举报信的精准投送,从微缩胶卷证据到马文忠供述的逐条推翻——这中间每一个环节都衔接得天衣无缝,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幕后精准地操控着整个事件的走向。
而这只手的主人,宫本隐隐觉得,就是刚刚走出他办公室的那个男人。
宫本拉开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档案袋的封面上用毛笔写着“郑耀先”三个字,下面标注着“军统上海站行动组组长,代号‘鬼子六’”。这份档案他已经反复翻阅过不下二十遍,里面的每一页内容他几乎都能背出来。郑耀先,三十二岁,河北保定人,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一九三七年加入军统,先后在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执行过多次针对日军和伪政府的情报搜集与刺杀任务,战功赫赫。一九三九年调任军统上海站行动组组长,负责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内的对日情报与行动。其人在军统内部以手段狠辣、思维缜密着称,深得戴笠信任,在军统上海站内部被尊称为“六哥”。
但这些都只是表面上的履历。宫本真正在意的,是档案中那些空白和模糊的地方。郑耀先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之间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履历缺失,档案中只含糊地标注着“在华北执行特殊任务”。这一年他去了哪里?执行了什么任务?和什么人接触过?军统内部没有任何记录,至少宫本通过76号和特高课的情报渠道能查到的记录里,这一段是彻底空白的。另一个让宫本始终心存疑虑的细节是郑耀先的通讯习惯——根据76号技术科长期的监控记录,郑耀先的发报频率和方式异常谨慎,他的电台几乎从不使用固定频段,每次发报的位置也在不断变化,技术科的测向系统多次试图定位他的电台位置都以失败告终。一个军统行动组组长对反监控技术如此精通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使用的某些加密手法和频率跳变模式与中共地下党的通讯习惯有着某种难以言说的相似性。
当然,这些都是间接推测,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宫本很清楚,在情报战线上,没有证据的怀疑只能停留在怀疑阶段。尤其现在山本太郎公开表扬了郑耀先,并点名让他协助特高课开展内部清查,这意味着郑耀先在76号内部的地位不仅没有被华北旧档的调查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在这个时候公开质疑郑耀先,无异于在山本面前挑战特高课课长的判断力,宫本不会做这种蠢事。
他将档案袋放回抽屉里锁好,站起身走到窗边。百叶窗的缝隙中可以看到76号大院的停车场,郑耀先的身影正从大楼门口走出来,步履从容,背脊挺直,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阳光照在他身上,在地面上拖出一道长长的影子。宫本盯着这道影子看了许久,直到郑耀先坐进一辆黑色轿车驶出大门,他才缓缓放下百叶窗的拉绳。
不管郑耀先的真实身份是什么,至少目前看来他是一个可以用的人。藤田的“霜月”项目对特高课来说是一颗必须拔掉的毒牙,而郑耀先在拔掉这颗毒牙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接下来的内部清查中,宫本决定继续利用郑耀先的能力来清除关东军情报课在76号内部的残余势力——至于郑耀先本人,他会在这段过程中继续观察,寻找那个可能存在的破绽。
如果郑耀先真的是共产党,那他迟早会露出马脚。宫本有的是耐心。
与此同时,郑耀先坐在返回商行的轿车后座上,闭着眼睛似乎在养神。司机老黄透过后视镜瞥了他一眼,识趣地没有开口说话。老黄跟了郑耀先三年,早就学会了在该沉默的时候保持沉默。车子沿着霞飞路往西行驶,穿过梧桐树荫覆盖的街道,绕过法租界巡捕房的钟楼,在一家俄国面包房门前减了减速。郑耀先睁开眼睛说了一句“停一下”,老黄便稳稳地将车停在了路边。
郑耀先下了车走进面包房,几分钟后提着一个纸袋出来,里面装着两条刚出炉的黑面包和一小块黄油。他回到车上后将纸袋放在副驾驶座位上,示意老黄继续往商行方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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