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租界霞飞路天主教堂的后院在早晨八点钟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教堂的早弥撒刚刚结束，最后一个信徒的背影消失在教堂侧门的石阶尽头，穿黑色法衣的法国神父正在祭坛上收拾圣器，唱诗班的孩子们从后院穿过，嬉闹着跑向对面的教会学校。郑耀先坐在后院角落里一张铸铁长椅上，面前是一片修剪整齐的月季花坛，花坛里的月季开得正盛，深红色的花瓣上还挂着清晨的露水。

他提前了二十分钟到达约定地点。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任何一次接头，无论与谁，他都会比约定时间早到至少一刻钟。提前到达意味着可以完整观察接头地点的全部进出路线，确认周围没有异常人员，并且在对方到达之前占据最有利的观察位置。今天他选择的长椅位于后院东南角，背后是一道两人高的红砖围墙，墙上爬满了常春藤，左右两侧的视线通透无遮挡，可以同时看到教堂后院的三个入口——通往前院的拱门、通往教会学校的铁栅栏门、以及从厨房后门通往外面弄堂的小木门。

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布长衫，手里拿着一本黑皮封面的《圣经》——这是他从教堂长椅上顺手拿的，不是用来伪装身份，而是作为一个自然的道具。一个坐在教堂后院里读《圣经》的人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好奇，即便是巡捕房的便衣路过也只会把他当作一个虔诚的教友。他将《圣经》翻到《诗篇》第二十三篇，目光落在书页上，余光却像雷达一样持续扫描着三个入口的动静。

八点零三分，徐秋影从通往前院的拱门走了进来。她今天穿了一件素色的旗袍，月白色底子上绣着极细的暗纹，外罩一件浅灰色的开衫毛衣，手里拎着一只棕色的小皮包。她的步态不紧不慢，经过月季花坛时还停下来弯腰闻了闻一朵盛开的白月季，整个人的气质就像是一个在周末早晨来教堂做义工的女教师，与军统档案科科长的身份完全不沾边。

郑耀先从长椅上站起来朝她微微点了点头。徐秋影直起身子走过来在他对面的长椅上坐下，将皮包放在膝盖上，两只手交叠在皮包上，姿态端庄而自然。她没有急着开口，而是先用目光扫了一遍后院的环境——扫过通往前院的拱门、扫过教会学校的铁栅栏门、扫过厨房后门、又扫了一眼花坛对面的灌木丛。这套动作行云流水，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不会在坐下之后的第一时间做这样的环境扫描。徐秋影这么做要么是出于职业习惯，要么是因为她今天来这里之前就已经预料到这场谈话的敏感程度需要格外的安全保障。

郑耀先没有绕弯子。他用一种公事公办的语气开口说，有一件事需要徐科长帮忙确认。虹口区前几天发生了一起针对美华西餐厅的轻微爆炸案，情报处在案件排查中发现了一个需要核实的线索。美华西餐厅的老板约瑟夫·阿布拉莫维奇是俄裔犹太人，此前长期在哈尔滨经商，与关东军方面有过商业往来。更关键的是阿布拉莫维奇在哈尔滨期间曾经受聘担任过哈尔滨警察学校的商务课程客座讲师，授课时间恰好是康德六年到康德八年。而情报处近期接手的一份华北旧档中提到了警察学校在康德七年春季学期的一次外聘医生体检——这份体检记录关系到档案中被提及的“郑某”的真实身份。郑耀先说到这里时刻意用一种陈述客观事实的语调——他希望徐秋影能够从档案核查的角度出发，以核实警察学校历史档案的名义去接触阿布拉莫维奇，向他了解当年的客座讲师聘用制度、外聘人员的登记流程以及校务记录在档案室中的分类存放方式。这些信息对于判断华北旧档中那份体检名单的真伪至关重要，因为陆汉卿的回电已经明确证实康德七年春季学期因时疫流行，警察学校取消了全部外聘医生的体检计划，校务记录中应该有明确的记载。但校务记录的原件在哈尔滨的档案室里，短时间内拿不到。如果阿布拉莫维奇作为当年的客座讲师能够证实外聘医生体检确实被取消了这个事实，就等于在上海拿到了一份可以侧面印证陆汉卿证词的人证。

徐秋影听完之后沉默了大约半分钟。她低头看着自己放在皮包上的手指，像是在认真思考这个任务的风险和可行性。然后她抬起头来用一种极为平静的语气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郑耀先心里那根一直紧绷着的弦骤然拉到了最紧。

她说郑组长，你让我去找阿布拉莫维奇了解当年警察学校的档案制度，说白了是想找一个人证来证明陆汉卿没有在康德七年春天去过警察学校体检，进而证明马文忠的供述是假的。然后她停了一拍，接着用同样的平静语气补了一句——但如果马文忠的供述是假的，李士群为什么敢在宫本面前把这份档案亮出来？他手里是不是还有别的证据？

郑耀先没有立即回答。他看着徐秋影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质问的意味，也没有挑衅的神采，只有一种冷静到近乎冰冷的审视——像是一个档案工作者在审视一份来源不明的文件。但徐秋影问的这个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档案问题。她直接点出了华北旧档的核心矛盾——马文忠的供述与陆汉卿的证词之间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并且从这个对立关系中推导出了李士群行为逻辑上的疑点。这种分析能力远超出一个档案科科长的职业素养。徐秋影对华北旧档的了解程度远比他之前以为的要深，她对这份档案的关注也远比他之前以为的要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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