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在凌晨四点十七分醒来，比平时早了将近一个小时。他不是被梦惊醒的，而是被一种在多年潜伏生涯中磨炼出来的直觉唤醒——那种直觉像一根细得几乎看不见的弦，平日里无声无息地蛰伏在意识的某个角落里，只有在危险逼近到一定距离时才会轻轻振动。今晨这根弦振动了两下，力度轻得像是微风拂过，但足够让他从深度睡眠中睁开眼睛。

他在黑暗中躺了片刻，控制着呼吸的节奏，让听觉系统完全接管身体对外界的感知。弄堂里有猫叫，一远一近两只野猫在对峙，叫声沙哑而短促。更远处，大约在圣母院路方向，有一辆汽车引擎的低沉声响，听起来像是六缸发动机，车速很慢，在某个位置停留了大约两分钟后才驶离。凌晨的街面上不应该有六缸汽车——这种排量的轿车通常是军方或者特务机构的公务车辆，法租界的富商们开的大多是四缸车。巡捕房的巡逻车是福特四缸，引擎声比这更尖锐一些。

郑耀先从床上起身，赤脚踩在地板上走到窗边。他用指尖拨开窗帘一角，视线穿过弄堂狭窄的空间扫向圣母院路方向。街面上空无一人，煤气路灯的光晕在晨雾中朦胧不清。那辆六缸汽车已经离开了，但它来过——在凌晨四点左右，在商行所在街区的边缘停留了两分钟。这两分钟够干什么？够放下一组携带便携式测向设备的监测人员。

他放下窗帘，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这个判断未必准确——也许只是一辆送夜班工人回家的私家车，也许是某个伪政府官员的座驾临时抛锚。但郑耀先从不依靠“也许”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每一辆不该出现的车、每一个不该出现的人、每一段不该出现的静默，都必须按照最坏的情况来预设。在敌后潜伏的工作中，所有死于“也许”的人都没有机会反思自己的错误。

他走进地下室，摸黑打开夹层的暗门，将电台从砖缝里取出。冯德昌在昨天的技术报告里提到特高课的新设备将测向精度提升到了五十米半径，而三周前他在商行地下室发报时残留的那三秒信号脉冲恰好就是被冯德昌在圣母院路东段捕捉到的。信号源的位置和捕捉点的位置之间大约有三百米的距离——在当时的老旧设备下这个距离足够安全，但在新设备下，五十米半径的测向精度意味着敌人只需要在商行周边的任意一个方向设置监测点，就能将信号源锁定在商行所在的这个弄堂里。

如果今天凌晨那辆六缸汽车确实是在布设监测点，那么敌人已经将搜索范围缩小到了商行周围五十米以内。下一次他打开电台发报，就会被立刻锁定位置。

他将电台重新藏好，从夹层里出来。回到三楼内室时他在书桌前坐下，用火柴点燃一支蜡烛，在微弱的光线下摊开了一张纸。他需要重新规划通讯方案——在特高课新设备的监测密度下，商行地下室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发报地点。他必须在敌人完全锁定商行之前找到一个新的发报位置，同时还要确保新的位置不会牵连到现有的情报网络。

他在纸上画出了法租界的地形简图，在图上标注了四个可以用作应急发报点的候选位置。第一个是霞飞路天主教堂后院的储物室，那里人流量大，教堂的钟楼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信号遮挡，缺点是天主教神父中有几个是维希法国政府的支持者，对日本人的态度暧昧。第二个是圣母院路公共租界一侧的一家白俄咖啡馆，老板是反苏流亡者，对任何带有“官方”色彩的中国人都保持警惕，进出太频繁会被记住。第三个是法商电车公司的废弃调度室，位于霞飞路西段，周围建筑密集，信号反射复杂，测向难度大，缺点是距离永昌贸易公司的周永昌太近——周永昌的背景还没查清，贸然在他眼皮底下活动很冒险。第四个是苏州河码头东段的一间废弃仓库，位置偏僻，周围没有居民，发报环境极佳，但缺点是距离顾长顺被杀的闸北废弃货仓不到两公里——那片区域现在肯定是76号和特高课的重点监控区域。

四个候选位置各有利弊，没有一个是完美的。郑耀先在每个位置旁边标注了风险评估等级，然后将纸条烧毁。他决定今天下午带冯德昌去圣母院路做现场勘测时，顺便对白俄咖啡馆和废弃调度室做一个初步的外围观察，再做出最终决定。

上午七点半郑耀先准时出现在76号情报处办公室。今天他比平时到得早了一点——他想看看冯德昌在没有组长监督的情况下是否会按照他昨天交代的去准备外勤勘测的器材。推开办公室的门时他看到冯德昌已经坐在工位上，面前摆着两台已经调试好的便携式电磁频谱分析仪和一套折叠式定向天线，旁边还放了一个帆布工具包，里面装着备用电池、连接线、信号衰减器、以及一个用油纸包裹的笔记本。冯德昌正用一块绒布仔细擦拭着定向天线的金属接口，动作认真得像一个即将出征的士兵在擦枪。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