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风的信在郑耀先的抽屉里躺了三天。这三天里他没有再拿出来读，但每天早上打开抽屉取文件时，目光总会在那个牛皮纸信封上停留片刻。信封上的毛笔字在煤油灯下泛着淡淡的墨光，像一排整齐的士兵站在那里，安静而有力量。三天后，他做了一件事——给柳风写了一封回信。信不长，只有一页纸，用钢笔写在商行贸易用的普通信笺上，字迹工整而克制。

“柳风兄：来信收悉。得知芷兰嫂和小荷平安，你在后方学校教书之余还能为敌工部出力，深感欣慰。恩园坊的房子依然留着，你的教案和诗集锁在老地方，钥匙还在你手里。上海这边一切安好，勿念。请转告芷兰嫂和小荷，赵小姐托我问她们好，说红绒绳她那里还有备着的，不用担心断了没得换。胜利之日，我们恩园坊见。郑耀先。”

他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写下“苏北根据地后方学校柳风同志收”，然后交给宋孝安，让他通过交通线带出去。宋孝安接过信，掂了掂分量，问了一句：“六哥，这封信走哪条线？南通线最近鬼子查得严，海安线绕路多，到苏北至少要多花一周。”

“走海安线。柳风的信走了一个多月才到我手里，我这封回信不急，安全第一。让交通员沿途多换几次掩护身份，不要赶时间。”

宋孝安点了点头，把信收进文件夹里。他没有多说什么，但他注意到了郑耀先用的信纸是普通的贸易行信笺，信封也是普通的牛皮纸——没有任何可能暴露发信人身份的标志。这就是郑耀先的风格，在最小的细节上也绝不留下任何隐患。

窗外忽然传来教堂的钟声。那是法租界圣三一堂的钟声，每个礼拜天上午十点准时敲响，浑厚而悠远，能传遍整个法租界。钟声透过梧桐叶的缝隙洒下来，和弄堂里小贩的叫卖声、黄包车的铃铛声混在一起，构成了法租界礼拜天上午独有的声响。郑耀先把柳风的信重新锁进抽屉，走到窗边撩开窗帘一角。弄堂里阳光正好，几个孩子在追逐一只皮球，笑声清脆得像碎了的瓷器。巷口那两个暗哨还在——修鞋摊老头正用锤子敲打一只鞋底，擦皮鞋摊主给一个穿西装的先生擦着皮鞋，动作熟练而自然。礼拜天上午的弄堂里人比平时多一些，都是去买菜或去教堂做礼拜的住户，两个暗哨混在人群里并不显眼。郑耀先放下窗帘，看了看手表，对赵简之说：“简之，跟我去一趟教堂。”

赵简之正在擦枪，听到这话抬起头，一脸困惑：“六哥，你什么时候信教了？”

“不信教。但教堂是个好地方——钟声一响，所有人都抬头看钟楼，没人注意身边经过的人。”郑耀先从衣架上取下外套穿上，把瓦尔特PPK塞进腋下的枪套里，扣好外套的扣子。他今天穿的是深灰色西装，领带是藏蓝色暗纹领带，跟去红房子赴赵韵灵的饭局时是同一身。这身西装在上海滩的社交场合里毫不起眼——既不是太讲究，也不会太寒酸。做完这些，他偏过头，又叮嘱赵简之把那台徕卡相机也一并带上。

赵简之把相机从柜子里拿出来，检查了一下镜头和快门。相机保养得很好，虽然是好几年的老机器了，但每一个齿轮都运转顺畅。他把相机装进一个不起眼的帆布包里，背在肩上，跟在郑耀先身后下了楼。

圣三一堂坐落在法租界江西路上，是一座哥特式红砖教堂，尖顶钟楼在法租界的梧桐树冠上方显得格外醒目。教堂建于十九世纪末，是英国圣公会在上海最早建立的教堂之一。抗战爆发后，大部分英国传教士都撤离了，只剩一位年迈的爱尔兰籍牧师带着几个中国执事维持日常运作。每个礼拜天上午十点的弥撒，教堂里稀稀拉拉地坐几十个人——大多数是留在租界里的欧洲侨民，也有一些信教的中国人。人不多，但钟声依旧准时敲响。

郑耀先和赵简之在钟声敲响前到了教堂门口。他没有急着进去，而是站在对面的报摊前买了一份《申报》，一边翻着报纸一边用余光观察着周围的动静。教堂门口陆陆续续有信徒走进去——几个穿深色大衣的法国老太太、一对年轻的葡萄牙夫妇抱着婴儿、一个拄拐杖的白俄老头、还有几个穿旗袍的中国女人。没有看到明显的便衣或暗哨。他把报纸折好夹在腋下，朝赵简之使了个眼色，两人一前一后走进了教堂。

教堂内部光线昏暗，彩色玻璃窗上的圣经故事在阳光的照射下投射出斑斓的光影，落在陈旧的长木椅上，像是被打翻了的颜料盘。管风琴的声音低沉而悠远，琴声从唱诗班的位置传出来，弥漫在整个教堂里，让人的呼吸不自觉地慢下来。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蜡烛和旧木头混合的味道，那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气息，每一个缝隙里都浸透了祷告和默想。郑耀先在后排靠柱子的位置坐下，赵简之坐在他左边，把帆布包放在膝盖上。教堂里的人不多，稀稀拉拉的，前面几排坐了几个欧洲侨民和几个中国信徒，分散得很开，彼此之间没有交流。钟声在十点整敲响，浑厚的钟声从头顶的钟楼传下来，震得长木椅微微发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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