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安记下了郑耀先交代的三件事，合上笔记本，却没有立刻走。他站在桌边，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笔记本的皮面，镜片后面的眼睛看向郑耀先，目光里有一种少见的犹豫。

“六哥，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说。”郑耀先把瓦尔特的弹匣推回握把，咔哒一声轻响，枪被放回了抽屉里。

“张士超这个人，城府极深。他在上海站这两年，明面上对四哥恭恭敬敬，对你也是客客气气，但暗地里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给自己铺路。庶务科本来是管后勤杂务的边缘部门，他硬是把顾长安这种小角色安插进去，然后通过顾长安的哥哥顾长贵把手伸到了火车站调度室。这种布局方式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他至少经营了一年以上的时间。”宋孝安顿了一下，“如果马德海这条线真的是他的，那他手里的牌可能比我们目前看到的要多得多。你一个人去找他摊牌，万一他翻脸——”

“他不会翻脸。”郑耀先打断了他，“张士超最大的弱点，就是他要脸。他在军统的根基不深，靠的是毛人凤的提携才坐上了上海站副站长的位置。一个靠别人提携上来的人，最怕的就是失去靠山的信任。毛人凤现在需要他在上海站稳脚跟、积累功绩，为的是在月底的安全工作会议上跟戴老板的人分庭抗礼。如果这个时候张士超在上海闹出内讧，不管谁对谁错，事情传到重庆，毛人凤第一个不满意的就是他——因为一个连内部团结都维持不了的副站长，对毛人凤来说就是一颗废子。”

他从抽屉里又拿出一个弹匣，和刚才那个做了个对比——一个是满的，一个是半满的。他把满的那个推进了瓦尔特PPK，半满的放回了抽屉。“所以张士超不但不会翻脸，还会尽量维持表面的客气。即便他知道我已经摸到了他的底，也会装作若无其事，然后在暗地里加快行动的速度。今晚我去找他，不是去兴师问罪，而是给他一个台阶——让他知道我已经看穿了他的棋，但同时也让他明白，我不打算捅破。这种‘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的状态，对他这种人来说比直接挨一拳更难受。他会开始猜我到底知道多少，猜我的下一步棋会落在哪里，猜我有没有在别的地方也安了棋子——这些猜忌会迫使他重新评估自己的每一个决定。而人在反复评估的时候，就会慢下来。我现在需要的就是让他慢下来。”

宋孝安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缓缓点了点头。他理解了郑耀先的逻辑——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摊牌，而是一次精准的心理施压。在情报这一行里，有时候不出手比出手更有杀伤力。不出手，对方就要猜你的底牌；而猜底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消耗。

“那我今晚安排两个兄弟在张士超住处附近接应你。”宋孝安说，“不是不信任六哥的能力，是以防万一。马德海那边的人都在暗处，如果张士超狗急跳墙，通知马德海提前动手，你从他那里出来的时候可能会有危险。”

“不用兄弟。让简之一个人去就行。他在马路对面的茶馆里坐着，点一壶龙井，看两份报纸，真有事，他一分钟之内就能穿过马路。”郑耀先站起身，从衣架上取下外套，“人多了反而扎眼。张士超的住处周围都是公共租界的巡捕哨，晚上有印度巡捕巡逻。三个以上的人同时出现在附近，巡捕会起疑。”

傍晚时分，郑耀先和赵简之坐了一辆黄包车往公共租界静安寺路方向走。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街边的煤气灯次第亮起，橘黄色的灯光映着路两边法国梧桐光秃秃的枝干，投下纵横交错的影子。静安寺路是公共租界比较安静的地段，不像南京路那样霓虹灯彻夜不息，也不像外滩那样人潮如织。住在这里的大多是洋行的中高级职员和中等收入的侨民，街上到了晚上八点以后就没什么人了，只有偶尔驶过的小轿车和拎着警棍的印度巡捕。

张士超的住处是一栋三层红砖公寓楼的二层，楼下临街的铺面是一家已经打烊的西药房。赵简之在对面的“顺兴茶馆”二楼靠窗的位置坐下，点了一壶龙井，把随身带的那把匕首压在报纸底下。从这个位置透过茶馆的玻璃窗，能清楚地看到对面公寓楼的单元入口和二楼张士超房间亮着灯的窗户。

郑耀先独自穿过马路，走进公寓楼的单元门。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他踩了一下脚，灯泡亮了，昏黄的光照亮了狭窄的楼梯。他上了二楼，站在张士超的房门前，没有立刻敲门。他先听了听里面的动静——有收音机的声音，正放着日语新闻广播，声音不大，像是在做背景音。有脚步声，从客厅走到厨房又走回来，节奏不快，不像是一个正在紧张等待什么的人。

他抬手在门上敲了三下。

里面的脚步声停了一下，然后朝门的方向走来。门开了，张士超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质睡袍，手里拿着一本翻了一半的书，鼻梁上架着一副玳瑁框的眼镜。他看到门口站的是郑耀先，镜片后面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极快的惊讶，然后立刻被一个礼节性的笑容盖住了。那种笑容转瞬即逝又面面俱到——嘴角上扬的幅度刚好够显得真诚，但停留的时间又不足以让人信以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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