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司令部调查课封存勘查科档案的消息，在上海滩的情报圈子里没有激起任何水花。这件事被关东军压得很死——野间大佐亲自下了封口令，所有经手档案封存的宪兵一律不得对外透露封存原因。但封存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关东军已经意识到勘查报告外泄了，他们正在从内部排查泄密源。福田正一作为勘查科档案室的管理员，必然在排查名单上，而且以关东军调查课的效率，排查到他是迟早的事。

郑耀先坐在情报评估组办公室里，把大岛健二今早送来的电话通讯记录逐页翻看。大岛的工作做得比往常更细致——过去一个月内76号情报处与关东军宪兵队之间的全部电话通讯记录都按时间顺序排列好，每一通电话的主叫方、被叫方、通话时长和交换机路由都标注得清清楚楚。梁文清办公室的分机号出现了七次，其中三次打往关东军宪兵队勘查科，四次打往关东军驻上海联络官办公室。这个频率对于一个76号情报处副处长来说不算异常——76号与关东军宪兵队之间本就有日常的情报协同，但郑耀先注意到这七通电话的时间全部集中在横浜桥爆炸案发生之后，最早的一通是在爆炸案次日一早，最晚的一通是在段文轩落网前一天下午。这七通电话的通话时长都在三到五分钟之间，如果只是常规问候和寒暄不会是这个长度，如果是具体的案情通报又太短了。三到五分钟正好是核对一份文件页码、确认一个接头时间或交换一个暗语信息所需的时长。

郑耀先把电话记录放在一边，拿起内线电话拨通了密电分析科。接电话的是大岛本人，声音里透着一夜未眠的沙哑。

“大岛科长，你那份电话记录里梁文清打往关东军宪兵队勘查科的三通电话，通话时间全部在横浜桥爆炸案之后。我需要你从电话交换机的角度帮我确认一件事——这三通电话的实际接听人是谁。勘查科的电话总机是公线还是分机？如果是分机，每个分机的使用人能不能对应到具体姓名？”

“勘查科的电话是一台十门小交换机，分机号按办公室分配。档案室的分机号是零七。另外梁文清的四通电话打到联络官办公室，联络官办公室的交换机是五门，分机号零三的使用人是翻译室——你之前提过的那个朝鲜翻译老陈的座位就在翻译室，他的办公桌上有一部专用电话，分机号零三，副号零七。如果这四通电话里有任何一通接的是分机零三，那接电话的人极有可能就是老陈。”

郑耀先把铅笔在指间转了一圈，在便签上写下“分机零三·老陈”。段文轩的口供里明确写了李政让他向76号传递过关于老陈的情报——“据内部消息，军统上海站站长徐百川在关东军联络官办公室安插有一名朝鲜籍翻译，此人代号‘铁锚’，负责传递关东军调动情报。建议彻查。”这份情报如果梁文清已经收到了，他完全可以利用关东军联络官办公室的内线关系反过来查老陈——而梁文清打往联络官办公室的那四通电话，很可能就是在向某个内线打听老陈的背景。

他放下电话立刻拨了商行的号码。接电话的是宋孝安，背景音里有赵简之在走廊里和人说话的声音。

“孝安，有两件事。第一，让徐站长马上通知老陈——关东军联络官办公室翻译室的那个朝鲜翻译，李政已经通过段文轩把他的代号和身份发给了76号。梁文清可能已经在暗中调查他的背景。老陈必须立即减少与上海站的一切联系，所有非必要的关东军内部文件暂停传递，他的家属如果还在上海必须立刻转移到安全地点。第二，关东军调查课已经封存了勘查科的档案，福田正一作为档案室管理员随时可能被传讯。如果福田正一在关东军内部审查中招供，他和段文轩之间的所有联络细节都会被翻出来——包括段文轩在公董局民政处利用难民登记为福田妻子办理居留证的事。一旦这条线被关东军掌握，关东军就会绕过特高课直接向法租界公董局施压，要求彻查民政处内部的中统渗透。那样的话李政在公董局的掩护身份就会被动暴露——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要在李政暴露之前先把他牢牢地捏在自己手里。”

“怎么捏？”宋孝安问得很简短。

“通过福田正一。福田现在还不知道段文轩已经落网了，也不知道关东军调查课正在排查他。我们要抢在关东军调查课之前把福田正一从勘查科档案室里捞出来，让他在关东军的内部排查中‘失踪’，从而阻断关东军通过福田追查到段文轩和李政的路径，也为老陈那边消除最直接的隐患。然后由段文轩以‘青石’的名义给李政发报，就说福田正一因为惧怕关东军内部排查已经擅自脱离岗位藏匿在法租界，要求李政提供紧急转移渠道。李政如果回应——哪怕只是安排大新百货的尤经理给福田送一笔逃亡经费——我们就有了他和关东军内部泄密直接关联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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