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凌晨一点半，郑耀先从住处出来。弄堂里黑漆漆的，路灯坏了两盏，只剩巷口一盏还亮着，昏黄的光像一只独眼。他穿了一身黑色的粗布衣裤，脚上是千层底布鞋，脸上没有涂淤泥——今晚不需要，今晚他不需要趴在地上。灰西装不在。这个时间，特高课的盯梢也睡了。不是撤了，是换班间隙。郑耀先摸准了这个间隙——凌晨一点到两点之间，夜班的人还没到，白班的人已经走了。佐佐木死了之后，特高课行动队的盯梢排班出现了混乱，这个间隙没有人补。

他穿过弄堂，从后门出去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巷子尽头停着一辆黑色的福特轿车，没有开车灯。赵简之坐在驾驶座上，看到郑耀先进来发动了车。车子无声地滑出去，驶入空荡荡的街道。

“六哥，顾锁匠在四川北路等着了。宋孝安也在。放风的弟兄安排了四个，两头各两个。”赵简之的声音压得很低，眼睛盯着前方的路面。深夜的上海街头几乎没有人，只有偶尔一辆黄包车从路口闪过。路灯把梧桐树的影子投在路面上，车子穿过一片又一片的光和影。

“三井洋行那边摸清楚了没有？”

“摸清楚了。孝安下午亲自去踩了点。洋行晚上没有鬼子值守，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头，中国人，姓孙，住在门房。孙老头每天晚上十点锁大门，然后在门房里喝酒，喝到一两点睡死过去。他养了一条狗，杂种狼狗，拴在院子里。孝安弄了一块掺了蒙汗药的肉，从围墙扔进去。狗吃了，现在睡得比孙老头还死。”赵简之咧嘴笑了一下，鼻梁上那道旧疤在掠过的路灯光里闪了一下。“洋行后面是一条小巷子，巷子里有一道侧门，锁是一把老式的挂锁。顾锁匠说他三十秒能打开。侧门进去是楼梯间，上二楼就是赵家栋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也是挂锁，顾锁匠说同样的锁，也是三十秒。”

车子拐进四川北路。街道两边的店铺都关了门，铁栅栏拉着，橱窗里黑漆漆的。三井洋行是一栋三层的西式建筑，外墙贴着灰白色的瓷砖，正门上方挂着一块铜牌，上面刻着日文。整栋楼只有门房窗户透出一点昏黄的灯光。赵简之把车停在离洋行一百米外的一条横马路里熄了火。两个人下了车，贴着墙壁的阴影朝洋行后面走去。

巷子里，宋孝安和顾锁匠已经在等了。顾锁匠是个四十多岁的瘦小男人，穿着一件深灰色夹袄，背着一个帆布工具包。脸上的皱纹很深，一双手却保养得很好，手指细长灵活，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看到郑耀先过来，他微微鞠了一躬没有出声。

“情况怎么样？”郑耀先压低声音问。

宋孝安朝洋行后墙努了努嘴。“狗倒了。孙老头的门房灯还亮着，但人没动静，应该在睡了。侧门在这边。”他领着几个人走到巷子深处，停在一扇黑色的铁皮门前。门上挂着一把老式的铜挂锁，锁身磨得发亮。顾锁匠蹲下来，从工具包里掏出一根细长的钢针和一根L形的撬棍。他把钢针插进锁孔轻轻拨了几下，然后把撬棍插进去一扭——咔嗒一声，锁开了。不到二十秒。

顾锁匠把挂锁轻轻取下来放在地上，推开了门。门轴保养得很好，没有发出声音。门里面是一个狭窄的楼梯间，堆着一些杂物和纸箱。木楼梯通往二楼，台阶上铺着一层薄薄的地毯，踩上去脚步声被吸掉了大半。郑耀先第一个上楼，脚步很轻，每一步都踩在台阶靠墙的一侧——那里是楼梯结构最稳固的地方，不容易发出吱呀声。赵简之跟在他身后，手里握着一把花机关，枪口指着楼梯上方。宋孝安在最后面，背对着楼梯守着侧门。

二楼走廊里铺着深色的地毯，墙上挂着几幅日本风景画。走廊尽头是一扇木门，门上钉着一块铜牌——“赵家栋 买办”。门上挂着一把跟侧门一模一样的铜挂锁。顾锁匠蹲下来，钢针插进去拨了几下，撬棍一扭——这次更快，十五秒。锁开了。顾锁匠把锁取下来，郑耀先推开了门。

赵家栋的办公室不大，一张红木办公桌，一把皮转椅，靠墙一排文件柜。窗户对着四川北路，窗帘拉着，是深绿色的丝绒窗帘，厚实，外面的路灯光透不进来。郑耀先没有开灯，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形手电筒拧亮。手电筒的光很聚，只照亮拳头大的一片。他用光柱扫过办公室——文件柜没有锁，里面码着整整齐齐的文件夹。办公桌的抽屉锁着，但那是普通的抽屉锁，顾锁匠十秒能开。保险柜在哪儿？

郑耀先的手电筒光柱在办公室里慢慢移动，停在办公桌后面的墙壁上。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画的是黄山迎客松，裱工粗糙。他走过去把画取下来。画后面是一个嵌在墙里的小型保险柜，柜门是老式的转盘式密码锁，铜质的转盘在电筒光下泛着暗沉沉的黄色。顾锁匠走过来蹲在保险柜前，从工具包里掏出一样东西——不是听诊器，是一个自制的铜质听筒，一头贴在保险柜门上，一头贴在他耳朵上。他的右手轻轻搭上了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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