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看了他一眼。
“你有病吗。”
少年愣了愣，然后摇头。
“没有。我只是知道了我爸公司偷税的证据，他说要送我出国读书，我不肯。然后他就把我送到这里来了。”
他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
“三个月了。他们给我打了不知道多少针，但我都吐掉了。我装乖，装傻，装疯，但他们就是不让我出去。”
李素没有说话。
少年身后，更多的人从主楼里走了出来。
有一个穿着病号服的中年女人，头发花白，脸上全是皱纹。
就是之前李素在走廊里见过的那个被绑在床上的老人。
她拄着一根拖把杆当拐杖，一步一步地走出主楼大门。
“我儿子说我有精神病，把我送进来的。因为他想独占我的房子。”
老人的声音很沙哑，但每一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
“我在这里关了两年了。两年。”
她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像是在确认这个时间是不是真的。
“两年前我的头发是全黑的。”
她摸了摸自己花白的头发，笑了一下。
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又走出来一个男人。
三十出头，身材魁梧，但走路的时候左腿是瘸的。
“我在工地上干活的。包工头拖欠工资，我去劳动局举报。第二天就来了一辆车，把我拉到这儿来了。”
他站在雨中，仰起脸让雨水打在脸上。
“六个月了。我的腿是被他们打断的，病历上写的什么——‘病人在治疗过程中不配合，自行摔伤’。”
“摔伤他妈的能摔成粉碎性骨折？”
他的声音里带着压抑了六个月的愤怒。
越来越多的人从主楼里走出来。
有的人拄着棍子，有的人互相搀扶，有的人光着脚，有的人身上还绑着没来得及解开的束缚带。
他们站在雨中，看着废墟，看着李素，眼睛里全是各种各样的情绪。
有震惊，有茫然，有恐惧，有兴奋，有感激，有仇恨。
但没有一个人流泪。
被关在这地方的每一个人，泪腺早就被药水烧干了。
“那些人——全都死了？”
有人问了一句。
“全都死了。”
李素回答。
“你们自由了。外面的大路，往东走，两公里就是市区。想回家的回家，想报案的报案，想报仇的——你们自己决定。”
她说完，转过身，准备离开。
“等等！”
中年女人上前一步。
“你是谁？”
“李素。”
“你为什么要救我们？”
李素脚步顿了一下，没有回头。
“我不是在救你们。我是在报仇。顺手把门打开了而已。”
她说完，脚下浮起一层无形的力场，身体缓缓升了起来。
“姐姐！你是超人吗！”
少年仰着头大喊。
李素没有回答。
她的身影在雨幕中越升越高，越飘越远，最后消失在山的方向。
少年站在原地，看着李素消失的方向，擦了擦脸上的雨水。
“酷毙了。”
中年男人拄着拖把杆走到少年身边。
“走吧。趁天还没亮，趁治安局的人还没来。”
“你们去哪？”
少年问。
“回家。”
男人说。
“我老婆还在等我。六个月没消息，她不知道急成什么样子了。”
他的声音忽然哽咽了一下。
但他没有哭。
他拄着拖把杆，一步一步往大路的方向走。
身后的人开始陆续跟上他。
这些人互相搀扶着，冒着雨，踩着泥泞的山路，往市区方向走去。
没有人回头。
主楼里还有一些病人没有出来。
他们是真的病人，不敢走，不敢动，躲在病房里，躲在被子底下，瑟瑟发抖。
少年回头看了一眼主楼，然后转身追上了前面的大队伍。
“喂，大哥，你出去之后第一件事打算干什么？”
少年追上那个瘸腿的工人。
“去工地，找包工头。”
工人握了握拳头。
“你呢？”
“我去税务局。把我爸偷税的证据全交上去。”
少年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松，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工人看了他一眼，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伸手拍了拍少年的肩膀。
“有志气。”
两人跟着人群，消失在雨幕中。
山阳市第三精神病防治中心的废墟上，只剩下雨水冲刷碎砖的声音。
远处，一栋居民楼的窗户后面，有人放下了窗帘。
“老张，精神病院那边是不是塌了？”
一个中年女人推了推身边还在打呼噜的男人。
“塌了就塌了，关你什么事。”
老张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
“可是我刚才好像看见天上飞过去一个人。”
“做梦了吧你，天上能飞人？你当是演电影呢。”
老张嘟囔了一句，继续睡。
中年女人又看了一眼窗外，只看见一片灰蒙蒙的雨幕和远处隐约闪烁的警灯。
她缩了缩脖子，重新钻回被窝里。
“也是。大半夜的，别多管闲事。”
她翻了个身，闭上了眼睛。
——————
山阳市北郊治安分局。
值班室的电话在凌晨五点四十分响了第一声。
值班员姓周，四十多岁，在治安分局干了十五年，从来没有接过这种电话。
“山南省精神病院！精神病院塌了！”
电话那头的声音夹杂着雨声和风声，断断续续的。
“你再说一遍？什么塌了？”
周值班员揉了揉眼睛，以为自己在做梦。
“精——神——病——院！塌了！”
电话那头的声音忽然清晰起来。
“行政楼！六层楼！全塌了！主楼没事，行政楼塌了！”
周值班员愣了一下，然后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刮出一道刺耳的尖啸。
“你确定？你亲眼看见的？”
“我在附近的矿山上夜班！亲眼看见的！墙倒了！楼塌了！扬起来的灰把天都遮住了！”
周值班员挂了电话，转身就往值班室门口冲。
他冲进治安分局长的办公室时，分局长孙国栋正在泡茶。
孙国栋五十出头，头发稀疏，肚子微凸，在分局长的位置上坐了八年，日子过得悠闲自在。
“孙局，出大事了。”
周值班员的声音在发抖。
“第三精神病防治中心的行政楼塌了。”
孙国栋端着茶杯的手顿了一下。
杯里的热水溅出来，烫到了他的手背，他也没感觉到疼。
“什么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