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川港的风像是刚从冰窖里扯出来的，裹着浓烈的鱼腥气和柴油味。

邵砚川把苏野往怀里拢了拢，踩着满地泛着白沫的虾壳蟹壳，在一个避风的墙角找到了那家连招牌都掉了一半的换钱所。玻璃脏得像是抹布擦过又干了，上面贴着几张褪了色的汇率表，边角卷得像油炸过的春卷皮。

柜台后面坐着个胖胖的大妈，五十来岁，穿着件花哨的朝鲜族改良袄，领口还绣着两朵歪歪扭扭的金达莱。

她手里盘着俩核桃，那核桃被盘得油光水滑，转起来“嘎啦嘎啦”响，正对着一台小电视抹眼泪。电视里正演着韩剧，女主角在那哭得梨花带雨。

邵砚川没急着敲门，先在台阶上蹭了蹭鞋底沾的海草，这才推门进去。门上的铃铛哑了一半，只发出“咯吱”一声。他把那枚刻着北斗七星暗纹的铜顶针——也就是徐茂林信里说的“信物”，轻轻拍在满是茶渍的玻璃柜台上。

大妈眼皮都没抬，瞅了一眼那铜顶针，手里的核桃声停了。她操着一口地道得不能再地道的延吉口音东北话，嗓门洪亮：“哎哟我去，可算来了！老徐这老东西，搁这等你小半年了，隔三差五就给我拿瓶辣白菜，说有个小兔崽子揣着宝贝不敢出国。咋样，天津那边那帮杂碎没拦着你吧？我看你这脸白的，是不是晕船了？”

邵砚川心头一热，那股子从天津一路逃亡过来的冰冷劲儿，被这口乡音冲散了不少。他紧绷的脊梁稍微松了点，嗓子眼像是被棉花堵住了，只憋出两个字：“没……没拦着。”

“没拦着就好！”大妈一拍大腿，从柜台底下摸出一张皱巴巴的景福宫地图，还有一张封套裂了口子、露出里面黑色胶片的旧唱片，往他面前一推，“老徐留下的。让你去勤政殿后头那棵老银杏树下找他。那老东西说，要是今年秋天还没人来，他就把这玩意儿扔海里喂王八。”

邵砚川赶紧把东西揣进怀里，生怕被风吹跑了。大妈又压低了声音，眼神变得有些警惕：“还有啊，韩国最近成立个啥‘新宗匠会’，那帮棒子心眼子贼多，非说儒家的正统榫卯都在他们高丽，什么大长今啊，甚至说鲁班爷都是他们那旮沓过去的。还要抢你那印。你小子长点心眼，别让人把祖宗牌位骗去了，到时候哭都找不着调儿。”

邵砚川把东西捂紧了，手却伸进兜里，捏了捏那几张皱巴巴的韩元，那是他在天津倒腾了半天才换来的。他试探着问：“大姨，去景福宫……坐啥车最划算？”

大妈白了他一眼，拿起一块苹果塞嘴里：“打车呗，也就三十来块，一脚油门就到。”

邵砚川倒吸一口凉气，三十块？这够他在天津吃一周的剩馍了！够买多少斤红薯干？他咬咬牙，厚着脸皮往前凑了凑：“大姨，有没有更……更抠搜点的？我这钱得留着救命呢。”

大妈乐了，核桃往柜台上一放，指了指门外停着的一辆破面包车：“看见没？有个拉海鲜去市里市场的破面包，顺路，五块。不过那车没空调，窗户还漏风，味儿冲，你那小媳妇受得了？”

“就面包！”邵砚川眼睛一亮，那犹豫连一秒都不到。但随即他又开始了他的常规操作，转头又跟大妈掰扯起来，“大姨，你看我这千层底都磨出洞了，苏野还病着，这五块……能不能算四块？或者你再给我拿棵大葱就着饼吃？这一路过来，嘴里淡出个鸟来。”

“你这孩子咋这么磨叽呢？”大妈被他磨得没脾气，笑着骂了一句，从柜台底下掏出两个滚烫的煮鸡蛋，塞进他怀里，“拿走拿走，延吉这边不兴占这小便宜，看你这穷酸样，跟你徐叔一个德行。这鸡蛋刚出锅的，让你媳妇趁热吃。钱就不给你减了，那司机是我侄儿，我让他慢点开。”

邵砚川乐得露出一口大白牙，那高兴劲儿比刚才见到地图还甚。他小心翼翼地把两个鸡蛋揣进怀里怕凉了，又把那五块钱塞进贴身的袜子里——那是他最后的积蓄，必须藏严实了。

上了那辆破面包，真相确实如大妈所说。满车的鱼腥味混合着烂虾的氨水味，差点没把苏野熏晕过去。车窗玻璃有一半是封死的，另一半用胶带粘着。司机是个闷葫芦，一路上除了换挡就是按喇叭。

结果车开到半道，在一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凉公路上，“突突”两声，像老烟枪咳嗽了两下，直接抛锚了。一股黑烟从引擎盖里冒出来，比烧柴火灶还浓。司机师傅下车踢了两脚轮胎，摊摊手，表示无能为力，嘴里叽里呱啦说了一堆韩语，大概意思是“没办法，等救援”。

邵砚川看着前方遥远的城市轮廓，骂了句脏话，背起已经有些虚弱的苏野，咬着牙下了车。他没有抱怨，也没有回头，硬是靠着那一双早就磨出泡的脚底板，一步一步地往市区挪。

两公里，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千层底的鞋磨得脚底板生疼，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但怀里那两个煮鸡蛋温热的触感隔着棉袄传过来，加上兜里那省下的五块钱（虽然最后没省成，但大妈的心意他领了），心里反倒美滋滋的。他甚至觉得这路边的野草都比天津的好看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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