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宁街11号的清晨比这座城市的任何角落都来得更早一些。

财政大臣德里克·霍华德醒来的时候，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光线还是灰白色的。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听了一会儿卧室门缝外隐约传来的电话铃声，那声音已经断断续续响了大半夜，在凌晨四点之后曾经短暂地安静过几十分钟，但六点刚过又开始了，像一场永远不会停歇的雨。

他闭着眼，翻了身，把枕头蒙在脸上。但电话铃声没有因此减弱，反而更清晰了，像是已经从楼下的书房移动到了楼梯拐角的分机上。他听见楼下传来妻子压低声音接电话的动静，对方说了什么，妻子沉默了一下，然后轻声回了一句：“他还在休息，请稍后再打。”

电话挂断了。

但几秒种后，它又响了。

霍华德从床上坐起来时，头发蓬乱，眼眶下有两道明显的暗色。他穿着睡袍走到窗边，拉开一角窗帘，外面的天空是阴沉的铅灰色，十一月的伦敦天空从来不会让人失望。街对面的屋顶上落着一层薄霜，远处几个黑色的烟囱正在往灰白色的空气里吐着均匀的白色蒸汽。

他走进浴室，拧开水龙头，冷水冲在脸上时他打了个寒噤。他看着镜子里那张疲惫的面孔，目光在眼袋和嘴角那道因为长期紧张而绷出的细纹上停了一瞬，然后低头用毛巾擦干脸，转身走回卧室换衣服。

下楼的时候，电话又响了。他的私人秘书接起来，说了几句，然后捂住话筒抬头看他：“大臣，是《金融时报》编辑部的电话，他们想确认您今天上午是否会对“蓝桥计划“发表评论。”

霍华德没有停步。他径直走向餐厅，给自己倒了一杯热咖啡，端起来喝了一口，然后说：“告诉他们，我上午有会议，暂时不接受采访。”

秘书把这句话转达了，挂了电话，然后拿着一个小笔记本走到餐厅门口：“大臣，今早各方发来的消息我简单整理了一下。美林那边发了一份正式的公函，措辞比昨晚更加严厉；汇丰银行的总部也在今早向财政部提交了一份风险提示备忘录，说如果香江的金融动荡持续，对汇丰在亚太地区的整体估值会产生结构性影响；还有……”

他翻了一页：“《每日电讯报》今早的头版已经出来了，标题是“保护国家利益还是经济自毁“，立场偏向政府，但内容里引用了不少批评性言论。而《卫报》和《独立报》那边措辞更激烈一些。”

霍华德端着咖啡杯的手指在杯沿上停了一瞬。

他没有问“多激烈”。在政坛浸淫了二十多年的人不需要问这种问题。他只是放下咖啡杯，说了一句：“备车，我提前去办公室。”

财政部大楼的走廊比平时安静。但那种安静并不是真正的安静，而是一种被大量电话铃声和匆匆脚步声挤压之后留下的余音，像是暴风雨刚刚经过某片海域，海面还在余震中微微颤动。

霍华德沿着走廊走向自己的办公室，经过外间秘书室的门口时，他听到了电话还在响，但秘书正在同时接另一条线，没法去接。他经过时看了一眼，那部电话上的来电显示灯正在闪烁，像是某种警报信号。

他推开自己办公室门的时候，看到了一个人。

常务次官彼得·威尔逊爵士已经等在那里了。他穿着一件熨烫整齐的深灰色西装，站姿笔直，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但霍华德注意到他领带结附近有细微的不平整，这意味着他在今早出门之前可能比平时更匆忙。他手里拿着一沓报纸，右手边那摞大约有六七份，左手边少一些，三四份。

“大臣，早上好。”威尔逊爵士的声音依然保持着那种属于高级公务员的平稳，但那平稳的边缘处，有一道极其细微的裂隙，像冰面在承受过重压力后即将开裂前的那种微声。

“早。”霍华德走到办公桌后面，没有坐下，看着对方手里的报纸。“说吧。”

威尔逊爵士把左手边那摞报纸放在桌面上，动作比平时略快了一些。那是三份报纸：《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标题虽然各有侧重，但都还在保守党政府可以忍受的范围内，质疑、批评，但尚未越线。

然后他把右手边那摞也放上来。那几份报纸的排版更加大胆，标题字号也比前几份更大。

“《卫报》今天的头版标题是“蓝桥计划：一个右翼政府的自我放纵“。他们把整个事件定性为保守党内部激进派系的一次政治赌博，并且配了一篇措辞极为严厉的社论，指出蓝桥计划所依托的“国家利益审查“条款，是英国自1930年代以来从未被正式激活过的冷战时期遗产，却被用来针对今天最活跃的全球金融活动之一。”

他翻开《独立报》：“这篇更直白一些。他们的副标题写的是“当我们在庆祝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伦敦却在建造新墙。“而且把将撒切尔男爵的受伤入院描述为“这场政治豪赌的第一个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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